权利限制与权利滥用之禁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都是现代私法发展的产物，以诚实信用原则为理论基础，均以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为规范意旨。权利滥用之禁止是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权利限制是权利自由的例外，目的是使权利之行使符合正当性的要求，不致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由于18世纪个人主义思潮的勃兴，权利神圣、个人自由的价值逐步被确立为社会的普遍观念。19世纪末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和保护雇工、消费者等利益的呼声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这一社会思潮相适应，各国和地区在立法政策方面都作出相应调整。随着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人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在民商法律制度中的确立，愈加凸显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倾向。民事权利限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委托书制度存在的现实和法理基础

股份公司（CompanyLimitedbyShares）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随着股份公司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巨型的集团公司、跨国公司层出不穷，公司内部制衡机制的构造也日趋复杂而精细。在此情形下，法律应如何关注并保护股东的权益，也愈显迫切而复杂。其中，对出席股东会委托书制度的设计即一适例。

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出席股东会并表达意见是股东的基本权利。从理论上说，股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愿意参加股东会并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影响公司的政策。但实际上，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且散居各地，这在客观上给股东会的召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一般的股东只是被动的投资者（PassiveInvestor），靠个人力量固然难以影响公司决策，集体行动也存在相当障碍，再加上股东大多另有正业，无心顾及股东会的召开，这些都使许多股东在事实上不愿或不能出席股东会。在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许多股东不出席股东会的情况下，为避免股东会流会，公司的经营者常要求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书立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而不能或不愿出席会议的股东，也希望能够由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基于这种现实，委托书的使用便成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