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诈骗案属于刑事案件吗?

1、网络诈骗案不一定属于刑事案件，也有可能属于行政案件。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2、诈骗罪基础举证

(1)书面报案材料与报案人身份证件

可以口头报案，但是为了事情能顺利解决，最好准备好书面报案材料。要写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具体内容，可能的话，再写上认为构成犯罪的理由。

(2)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资料

最好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信息，如果对方留的是假的也要尽量提供，其中或有线索;

(3)关于诈骗行为的证据

证据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证明自己被骗的证据，第二是财产给付的记录，前者包括微信、支付宝、电话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事情发生经过的证人证言、相关文件材料等，后者包括银行转账记录、交付现金情况、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车辆、房产过户等能证明把金钱或者财产交付给对方的时间、地点、过程。

二、发现他人实施诈骗行为，到哪里报案?

1、发现他人实施诈骗行为，到犯罪行为地的公安机关报案。

刑事案件一般在犯罪地的公安机关报案。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更为合适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负责办理。

2、在报案的时候需要提交的材料

(1)书面报案材料与报案人身份证件

可以口头报案，但是为了事情能顺利解决，最好准备好书面报案材料。要写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具体内容，可能的话，再写上认为构成犯罪的理由。

(2)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资料

最好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信息，如果对方留的是假的也要尽量提供，其中或有线索;

(3)关于诈骗行为的证据

证据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证明自己被骗的证据，第二是财产给付的记录，前者包括微信、支付宝、电话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事情发生经过的证人证言、相关文件材料等，后者包括银行转账记录、交付现金情况、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车辆、房产过户等能证明把金钱或者财产交付给对方的时间、地点、过程。

三、如何确定诈骗罪的具体诈骗数额?

1、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

“案发前归还”是指，行为人在诈骗类犯罪既遂之后、犯罪事实被侦查机关发现之前，主动或被迫返还给被害人的物质利益，其与犯罪成本尤其是反对给付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案发前归还”与犯罪成本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

归还属于事后返还，发生于诈骗类犯罪既遂之后。也就是说，行为人应当先实施诈骗的实行行为，待实行行为终了，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实际控制财产之后才有归还财产的可能。如果行为人向被害人转移物质利益时，诈骗的实行行为尚未终了，被害人尚未处分财产，行为人没有实际取得对财产的控制权，且行为人意欲转移的物质利益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前提，则行为人这种先期给付物质利益的行为就不属于“案发前归还”，而是支付犯罪成本。

(2)行为人在归还财产和支付犯罪成本时所持的主观心态不同。“案发前归还”属于行为人在诈骗类犯罪既遂后对被害人所做的事后弥补，其归还的目的主要在于修复被侵害的法律关系。而在支付犯罪成本时，行为人的目的不是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而是获取被害人的信任，加快犯罪进程，尽快实现犯罪既遂，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性。

(3)“案发前归还”和犯罪成本所针对的行为对象不同。“案发前归还”和犯罪成本都涉及物质利益的给付和接受，两者的给付主体一致，都是诈骗类犯罪的行为人，但接受主体却有不同。反对给付与“案发前归还”的接受主体是被害人，直接成本的接受主体是独立于行为人和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

2、诈骗类犯罪的数额应当体现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

(1)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只要行为人骗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就构成诈骗罪。但是，诈骗罪毕竟属于财产犯罪，其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在诈骗既遂的情形下，侵犯法益必然会损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如果诈骗行为不可能给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就不成立诈骗罪。

(2)因此，在认定诈骗类犯罪时，应当将被害人因诈骗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纳入诈骗类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作整体评价，该体系可以简化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3)认定财产损失应综合考量被害人的“得”与“失”，并以造成实质的财产损失作为主要评判标准。在行为人向被害人给付物质利益的情况下，不仅要比较被害人交付的财产与接受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客观价值，还应重点评价该物质利益相对于被害人的主观价值。因为并非行为人给付的任何财物对于被害人都具有利用可能性，在对“得”(被害人接受的物质利益)与“失”(被害人处分的财产)进行客观的市场价值的比较后，必须综合考虑“得”之于被害人的有用性、交易目的等要素，判断被害人是否有实质的财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