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行为属于信用卡犯罪

信用卡是指银行、金融机构向信用良好的单位和个人签发的、可以在指定的商店和场所进行直接消费，并可在发卡银行及联营机构的营业网点存取款、办理转帐结算的一种信用凭证和支付工具。哪些行为属于信用卡犯罪：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所谓作废的信用卡，是指使用因法定的原因失去效用的信用卡。

(三)冒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所谓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是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骗取财物的行为。

(四)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信用卡的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其发卡银行信用卡账户资金不足或已无资金的情况下，经过银行批准，持卡人仍可使用信用卡消费。

如何治理信用卡违法犯罪

(一)完善信用卡管理的相关规定。

一是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加强信用卡立法。近年来，全国人大和“两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以期完善关于银行卡的系列法律法规。但到目前为止，整个银行卡产业的法律体系还没完全形成，我国信用卡适用的相关立法有待完善，信用卡使用及管理的相关立法存在诸多真空带，这些都给司法实践中打击信用卡违法犯罪带来一定的局限。借鉴国外信用卡管理先进经验，加强金融交易立法，填补我国信用卡立法上的某些空白，同时完善我国信用卡犯罪刑事立法，这是防范金融信用风险、有力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前提和根本，有关立法部门应抓紧出台《银行卡管理条例》、《个人破产法》和《征信条例》等一系列关系到银行卡产业发展的基本性法律，并完善《刑法》的相关条文，规范银行卡使用中的一系列问题。

二是增强技术手段，建立信用卡信息共享管理体系。各发卡银行之间应进一步全面设立专门的信息交换平台，在各金融机构之间、各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各银行的ATM机及特约商户的POS机之间形成数据共享网络，对用虚假证明文件申领、经济状况出现重大变更以及具有恶意透支、拖延还款等不良记录人员的情况信息，实现全面共享，构建更为有效的防范预警平台。

三是健全工作机制，提高内部管理能力。各发卡银行要通过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来切实预防信用卡违法犯罪的发生，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把信用卡业务列入常规审计中，经常性对信用卡业务进行全面监督，同时建立24小时动态监控网络。接受信用卡消费的商户、机构，要加强对刷卡消费的审核力度，注意比对签名或印鉴，在营业员、收银员中普及防范知识，及时将可疑对象、可疑情况上报管理部门，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二)严格规范信用卡发放工作。规范信用卡的发放工作，谨防无序发卡成为信用卡犯罪的诱因，是遏制信用卡犯罪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是要切实改变重数量不重质量的业绩观。

二是要切实加强对信用卡申领对象的资质审核。

三是要严格规范信用卡的申领程序。

(三)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机关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信用卡犯罪的特点，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行为，严厉打击窝案、串案。加强日常监控和惩治，必要时开展集中整治。强化公、检执法沟通和配合，增强打击信用卡犯罪执法合力，形成威慑效应。同时，以打击聚众赌博为切入点，查找其赌博资金的来源，了解是否存在信用卡恶意透支等案件，构成犯罪的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坚决立案查处并予以严惩，绝不能以罚代刑，更不能“放水养鱼”，以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地区社会稳定。

(四)积极探索刑事和解机制。较之其他犯罪，信用卡犯罪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是犯罪目的具有牟利特点，一般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二是行为主体具有年轻化、智能化特点，作为高智能犯罪的信用卡犯罪，其行为主体一般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或者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

三是侵害客体一般是金融秩序与金融关系，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而非人身伤亡后果，具有可恢复性特点；四是侵害对象既包括公共财产也包括特定被害人的财产利益，具有多样化特点。

信用卡犯罪案件完全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在信用卡犯罪案件中，积极使用刑事和解机制，有如下积极作用：

其一，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权益。信用卡犯罪具有的经济性、可恢复性特点，可通过和解协议的切实履行，最大程度地挽回经济损失，最大程度地消减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其二，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信用卡犯罪主体具有的年轻化、智能化特点使刑事和解的社会回归功能尤为明显。

其三，有利于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和谐。信用卡犯罪中的大多数案件社会利益特征并不明显，应在有所区别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考虑真正受犯罪影响的特定被害人的诉求，通过刑事和解，适当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规范化指引司法机关在刑事案件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达到减少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

其四，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为前提，其处理在程序上更为简化，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责任归属，和解协议的接受和履行程度也相当高，司法成本得以压缩，有利于司法机关资源的合理配置，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全面提高诉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