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保证书”、道歉书”等，婚外情突然被曝光，一方情急之下写下保证书等表示悔改，这是婚外情的关键证据;

二是嫖娼事件等，通常有警方介入，有警方的笔录;

三是单位查实职工的婚外情后，有时会对其生活作风问题作出处理;

四是双方来往的书信、短信、电子邮件等，此类证据除书面证据外，短信、电子邮件等均应先做一公证，再提交法院为宜;

在生活中，人们时常将第三者称为“情人”、“小蜜”、“二奶”等。第三者的表现形式基本有三种：一是偶尔地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的通奸形式;二是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同居形式;三是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的重婚形式。

在这三种形式中，重婚是刑事犯罪，要受到刑事处罚;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只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它是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无过错方可以据此要求损害赔偿。如果偶尔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因为通奸而引起离婚的话，如果无过错方有充分证据，则对方要承担过错责任，无过错方可适当多分些财产。民法典上没有通奸或者婚外恋的概念。法律并不禁止通奸，那是道德调整的范围。

重婚要求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同居，一定要有外在表象特征：如以夫妻名义申报户口、购买及租赁住房、举行婚礼等，只要不以夫妻名义对外，就不构成重婚。说得再具体点，如果一个丈夫与第三者领取了结婚证，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他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对外“老公老婆”地介绍身份，以夫妻名义旅游聚会，那么邻居和亲友认定的证言也能有很大效力;如果男方与第三者生育子女，医院的记录上显示男方是父亲，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记录如果仅根据女方的陈述，或根本没有任何与男方的联系，单独生儿育女的证据的证明力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有位业余“女侦探”自称花了四年的时间，走街串巷、上山下乡，最终查清了丈夫包二奶、生子入户的事实。为了拍“奸夫淫妇”以及他们的“全家福”，她背着相机昼出夜伏数月，却始终一无所获，取证屡屡碰壁。物业公司为了维护业主的隐私，守口如瓶。邻居也不想管闲事，怕惹事生非。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取证难，由当事人自诉、举证的重婚案件成功率很低。近几年北京法院系统处理的重婚案件微乎其微。

当夫妻因一方发生“婚外情”离婚时，出于心理平衡，另一方必然想方设法取得对方“不忠”的证据，以求在离婚时，得到心理的慰藉及财产分割权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京、沪、穗、深等各大城市，各种名目的侦探机构、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事人抱着“捉奸取证”的心态，不择手段、不惜成本。那么，费尽心机取得的“证据”在离婚诉讼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

就目前法律规定以及审判案例来看，即使有“捉奸在床”的直接证据，也不能必然得到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

我国《民法典》只规定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仅有一两张“捉奸在床”的照片只能证明配偶与第三者发生婚外情即婚外性行为，很难证实他们长期持续稳定的生活在一起，也就不能构成法律规定的“重婚”或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条件，因此法院支持精神赔偿诉讼请求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