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一些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往往在考验期满后五年内又犯新罪。如果再犯之罪依法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且前后罪都是故意犯罪，是否构成累犯呢?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刑罚不致危害社会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暂缓执行刑罚的制度。如果在考验期限内不发生撤销缓刑的法定事由，考验期满后，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否则，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刑罚。而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目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是否构成累犯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的不构成累犯。累犯是指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又犯新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考验期满后，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考验期间一直没有执行过刑罚，考验期满后也不需再执行，而不是刑罚执行完毕，也非赦免，因此不发生累犯问题，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的不构成累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构成累犯。缓刑是刑罚的具体运用，也是刑罚执行的一种特殊方法，刑法将缓刑规定于总则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之中，就是明证。而且，刑罚执行并非以监禁作为唯一的方式，监外执行也是法定的刑罚执行方式。缓刑作为一种非监禁刑，属于监外执行的情形。从累犯的规定来看，并没有限定前罪刑罚执行的方法，不管是采取监禁还是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方式，都不影响累犯的成立。

第三种观点也认为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构成累犯。但理由是：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在考验期限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缓刑的监管规定，考验期满后，刑罚即告消灭，因此，缓刑实质上是刑罚赦免，只不过附一定条件罢了。根据累犯的规定，刑罚赦免后五年内再犯罪的，构成累犯，因此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构成累犯。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构成累犯，具体分析如下：

一、对于缓刑(有期徒刑以上)考验期满后五年内又犯罪是否构成累犯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刑法第七十六条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含义，即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是否属于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首先，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是不是刑罚执行完毕?从词义上分析，刑罚不再执行就是没有执行过刑罚，显然不是刑罚执行完毕。缓刑虽然是刑罚的具体运用，但并非刑罚执行的特殊方法，也非监外执行。刑罚的具体运用与刑罚执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罚的具体运用是累犯、缓刑、自首、立功、数罪并罚等一系列刑罚裁量制度的统称，而刑罚执行是指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对犯罪分子执行刑罚。那种认为缓刑是刑罚执行的特殊方法或监外执行方式，缓刑考验期满就是刑罚执行完毕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二、缓刑并不是累犯制度中所讲的刑罚赦免。累犯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中的赦免，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以政令的形式，免除犯罪人刑罚的制度。虽然学界通常将缓刑称为附条件的刑罚赦免，但这只是形象的说法，此赦免不同于彼赦免，缓刑是法院在判决的同时宣告暂缓执行刑罚，而赦免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以政令的形式作出，通常不附带任何条件，也不需要法定事由，因此不能将缓刑等同于赦免。

三、从立法的角度来看，立法者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将缓刑犯排除在累犯之外，但从刑法第六十五条和七十六条的规定来看，立法者在累犯和缓刑的刑罚执行上采用了不同的措辞，缓刑的表述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而累犯则表述为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可见，立法者是有意识地将缓刑犯排除在累犯的适用范围之外的。这是立法上的缺陷。

四、从司法实践来看，将缓刑犯排除在累犯之外，不符合累犯的立法精神。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将刑满释放后一定时间内又犯罪的犯罪分子，列为从严惩处的对象。我国的累犯制度就是旨在从重打击犯罪后不思悔改、人身危险性较大、刑满后继续作奸犯科的犯罪分子。对于此类犯罪分子，只有通过累犯制度给予从重打击，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刑罚惩罚、改造罪犯的功能，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因此，凡是刑满后一定期限内继续作奸犯科、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分子，都应当列为从重处罚的对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虽然没有被实际执行刑罚，但考验期满后又犯罪，表明犯罪人具有较深的主观恶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险性，理应纳入累犯范畴从重打击。其次，缓刑和假释都属于刑罚的具体运用，二者在刑罚执行上有相似之处。假释在执行部分刑期后，将犯罪分子释放，同时设置一个假释考验期，在考验期内如果不发生撤销假释的法定事由，就不再执行余下的刑罚。既然假释期满后刑罚也没有执行完毕，再犯罪可以构成累犯，那么缓刑期满后再犯罪也应当构成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