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国的1979年刑法就没有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而只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这并非是立法机关当时未意识到非法持有毒品行为的危害性，认为不需要对此行为进行惩处，而是考虑到此行为往往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毒品犯罪行为的前提或后续环节，不具有独立性，可以被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行为所吸纳，没有必要将此单独规定为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毒品犯罪已成为危害人类社会的国际一大公害,而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作案手段变得愈来愈隐蔽，证明犯罪也愈加困难。于是实践中经常出现虽然从犯罪分子手中查获了大宗毒品，但是却找不到证据证明犯罪分子利用该大宗毒品进行的是什么犯罪，或者将进行什么犯罪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就可能因法律的疏漏而逃脱了制裁。因此，将单独的非法持有毒品行为犯罪化的意义就凸现了出来。

1988年12月20日联合国制订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明确将非法持有(占有)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要求各缔约国确定为其国内法中的刑事犯罪。次年我国加入该《公约》，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首次在我国将非法持有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纳入刑法典。笔者认为,上述法律反映了国际组织和国内立法机构这样一种理念：没有法律依据，非法涉及毒品的行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不能在立法上给法网留下疏漏之处。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对于那些客观上非法持有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是却因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利用该毒品实施了或者将要实施其它犯罪的行为予以刑事归责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这个角度看，非法持有毒品罪是一个补漏性的罪名，即当非法持有一定数量毒品的行为未能被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行为所吸纳时，适用该罪名。同时从毒品犯罪的法律体系看，非法持有毒品罪又是一个保底性的罪名，即只要客观上存在非法持有一定数量毒品的行为，即使持有的动机和目的是模糊不定的或者是难以求证的，都构成犯罪并受到相应的制裁。禁毒的法网因此更加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