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征地拆迁速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和房屋被拆迁，成为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征地拆迁引发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据测算，2009年至2010年，耕地面积至少减少1.6亿亩，将有近3000万农民失地。随着土地的流失，附着在土地上的各种权益也将随之流失。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弱势的状态。这一弱点表现在：首先，农民对征地前期工作参与不够，对征地和工程建设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被征地农民对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缺乏抵抗力，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程序民主、透明度不高，这也是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抱怨不满的重要原因，征地拆迁补偿申请成本过高，难以落实；最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乃至农村干部在补偿费分配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被安置农民的个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障。

征地拆迁矛盾的症结，不仅在于双方地位的巨大悬殊和不平等，更在于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土地流转产生了巨大（或巨大）收益，但在分享土地流转收益或增值时，往往忽视被征地农民或被拆迁人的利益。仅仅对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提供补偿，并不能保证农民与土地增值分享收益，导致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对政府不满。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土地利用增值转化中，政府获得约60%-70%，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获得25%-30%，农民仅获得5%-10%的土地收益分配。政府与失地农民/被拆迁人之间缺乏公平交易，利益分配机制的缺失或制度化，使得失地农民/被拆迁人不仅无法从城市发展中受益，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受害者”。此外，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附着在土地上的工作。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就失去了劳动对象和工作场所。农民只有把土地作为劳动的对象，其价值才能实现。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下岗了。根据我们对苏州、无锡、宁波等地被征地农民的调查，被征地农民再就业率约为25%。换句话说，失去土地意味着失业。但比失业更严重的问题是，土地是农民的长期福利，中国现行的农村养老体系也是以土地养老和社会保障为基础的。产权交易的规则是，农民在决定是否放弃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时，应考虑其是否比自己的土地更“值钱”，即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农民往往只关注眼前利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观念和理解上的差异决定了这种差异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