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法律规定寻找直观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据此，可以确定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具体而言，包括：

1、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非法占有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

2、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以上人员均是单位正式在册或者在编人员，或有特定的职权、职务，或从事一定具有实际内容的工作，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单位财物而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相对而言，盗窃罪只是一般主体，不需要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

(二)从司法实践完善相关主体

探讨劳务工(包括合同工、临时工等)是否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对于司法实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研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要求行为人与单位存在长期、稳定的人事关系。笔者认为职务类犯罪与盗窃罪的在性质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于，职务类犯罪除了行为人非法占有单位财产之外，根本在于他的渎职性。这种渎职，不要求主体必须是单位的正式员工，因为即使是聘任制甚至劳务制的员工，在单位都有自己负责或者经手的事项，也就是所谓的岗位职责。在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单位财产时，除了使单位蒙受经济损失之外，实质是一种信赖利益的破坏。

盗窃罪的客观表现是一般主体秘密窃取公私财产，彼此之间没有交集性质的信赖，而职务侵占罪的落脚点在于利用职务之便利。这种职务上的便利，其实是单位基于对个人的信任所创设出来的。因而从法益角度讲，不仅是侵害了单位公共财产，更是对社会诚信的践踏。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般职员和工人，如果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或者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包括合同工和临时工，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本案中，被告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成都伯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说明，均能证明被告人刘红斌系公司工作人员，且任保安队副队长一职，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