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和出生地无关，其实就是祖籍，孩子是跟父亲的，法律没有禁止更改籍贯，但是一旦确定就很难改了，你最好找你所在城市的户籍机关商量解决。

常要在一些表格上填写籍贯。词典上说：籍贯就是祖籍居住地或个人出生地。这是一个潦草的解释。遥远的乡音，菁草萋萋的祖坟，板壁微斜的吊脚楼，日益渺茫的童年歌谣，自成一体的乡风习俗。这些都成了籍贯最有力的佐证，它暗示了一个人身份背后的种种空间纵深和文化积习。我曾见过一册陈氏家谱，一本泛黄的线装书。书上说，陈氏祖籍江西，明朝初年迁入湖北江陵一个叫白马寺的地方，三百年前又有部分先人为躲避战乱，辗转散居于长阳境内。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龙坪又从长阳划归五峰管辖。异乡慢慢成了故乡，这是一个漫长的无法控制的过程。我现在只能在自己的籍贯一栏里填写“五峰”，而不能是长阳或者江陵甚或更远的江西某地。籍贯作为一种符号蒙蔽了太多的可供考据的史迹。

籍贯作为一个人出生的空间背景形式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档案，开始成为一种标识。无论从故纸堆里拾遗，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漏，却都能查证出它的丰厚内涵。历史上的政客们就常以籍贯为派，自然而形成各类政治派系，如长安派。军事史上更有骁勇善战的“湘军”和一手拿烟枪一手握步枪的“川军”之分。在这一点上，就连文化人也不能免俗，譬如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和桐城散文派，它们的艺术风格都被烙上了地域的标识，连同里面流漾的神采血脉，都保持了惊人的默契。

籍贯的划分与其对照的空间背景有着微妙的关联。一般的情况是，到了市里，同县便自成老乡；到了省府，同市也成老乡；出了省，便称我们湖北人了。湖北人用自己的聪明赢来了“九头鸟”的称谓。但回到省内又会划出个三六九等来，第一次听说“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我便对汉川人的聪明劲佩服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还有下文，说“三个汉川佬，赶不上天（门）沔（阳）一个苕”。原来天沔人才是真正的人精。就是那些打着三棒鼓，能从人嘴里挑出米粒大小牙虫的人。这些类似于人间笑料的谈资，假若不细细思量，人们往往会忽略地域或者籍贯与它们之间发生的联系。

籍贯的商标功能，往往更令人感怀。假若现在在商人面前添加了温州两字，就有了一个动人心魄的词组：温州籍商人。而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些走乡串巷卖“三步倒”老鼠药的温州商人很让内地人瞧不上眼，嫌他们文化浅，字写得烂，像鸡爪扒的；说话含混不清，像口里含着个连皮洋芋。就是这群永远也折腾不够的温州人却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界奇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不过成了温州商人们小试身手的一个码头而已。近年异军突起的“温州购房团”更是成了令中国的房地产业趋之若鹜的团队。现在就连权威媒介在对土耳其的“烧鞋事件”进行评述时，也不得不引用“温州鞋商”一词。再往前看，当年“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的山西平遥商人不也创造了素有近代商业银行的“乡下祖父”之称的“日升昌”吗？遍布全国的山西票号不得不让国人惊叹“实属海内最富”。余秋雨曾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多有详述。在商业帝国里，籍贯成了牵涉商业兴勃的亲密元素。其中的道道又怎能一言以蔽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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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说，中国将在未来几年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建设，这意味着大批的乡下人会成为城里人，将有更多的类似于深圳的新移民城市崛起。数代之后，他们的籍贯将发生改变。普通话的盛行也会将乡音逐步撵出我们的语言交流体系。若干年后，蜇伏乡间的那些方言俚语也许会像唐诗宋词一样，成为必须学习才能明晓的对象。随着人员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籍贯一栏将从各类表格里彻底消失，而与籍贯相关的乡愁就只能成为祖先们躲在乡下坟墓里的一声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