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共同犯罪中，应当认识到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是两个行为，注定两者间犯罪故意存在一定空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是完全重合、一致。

同时，对共同犯罪中的“共同”应当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可是概括的，并不必然要求同一，但其应当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共同犯罪是指只有二人以上以相同的故意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才能成立，但并不是指只有二人以上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内容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因为许多犯罪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叠的关系”。

第二，在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点在于能预见风险而参与。

在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罪结果的预见，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预见特定、具体犯罪的结果;二是预见概括性的犯罪结果，即并非某种具体结果，而可能是某几种犯罪结果或是其中一个结果，但只要这个结果包括在能预见的范围之内，共同犯罪人之间就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从刑法理论上分析，前者属于确定的故意，后者属于不确定故意中概括故意。对于概括的故意，只要行为人能认识到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范围，对此之认识和意志应视为共同故意之范围。

第三，实践中，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超出共同犯罪故意范围，一般应当以帮助犯和正犯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内容为标准。

通常实践中，行为的显性、明示状态认定不成问题，但默示行为的认定则因具有隐性而较为困难。默示是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方式之一，一般表现为共犯人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彼此心领神会，只要能认定在犯罪过程中存在“心理上的趋同和一致，即共同的不正当需要的出现”而予以帮助的行为，就能构成帮助犯。

第四，在帮助犯的情形中，即使正犯实施的犯罪超出了共同故意，但只要和帮助者所认识的犯罪具有构成要件上的重合性，即两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同类法益相同，其中一种犯罪行为比另一种犯罪行为更为严重。

或者是严重犯罪行为包含了非严重犯罪行为的内容，并且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手段相同，也能成立帮助犯。进而论之，这种情形如果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例，实行犯实施超出预谋故意伤害的犯罪故意内容，而帮助犯在场却没有积极制止该犯罪行为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仍旧可以认定对该行为是容忍或认可的，主观上具有罪过，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成立。如果在共谋中本身就存在默示行为或犯意具有模糊性、不明确，且不超出所能预见的范围，帮助犯的成立也毋庸置疑。

案例：甲和乙因琐事发生纠纷，后甲邀丙一同去报复乙。丙向他人借来摩托车，在明知甲携带凶器的情况下搭载甲返回现场。在距乙不远处，丙驾驶摩托车在旁等候，甲持刀上前对乙身体要害部位猛刺数刀后，搭乘丙的摩托车逃离现场。乙因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甲报复杀人的主观故意明显，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不存分歧，但在报复内容、共谋犯意无确切证据、不能查实的情况下，丙帮助甲报复杀人致人死亡的行为该认定为何罪则有异议。笔者认为，甲的犯罪行为没有超出丙所能够预见的范围，甲和丙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相对甲的实行行为，丙之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犯的帮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