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民间纠纷引起，犯罪行为涉嫌的罪名是《刑法》第四章、第五章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侵犯财产犯罪两类犯罪中的罪名，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因民间纠纷引起”，是指由于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民事权益争议，而导致了犯罪的发生，如恋爱纠纷、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之类;“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根据有关事实和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根据《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实务中常见的有过失致人伤害罪(轻伤)、侮辱罪、诽谤罪等。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这里所说的“民间纠纷”是根据《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因此，对于实践中常见的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等民间矛盾引发的纠纷，均可视为民间纠纷。

其次，“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中的“可能”二字，意味着该刑罚只能是宣告刑，而非法定刑，因为在我国不存在罪行加重的情节，要是法定刑在三年以下，宣告刑肯定在三年以下，而非可能在三年以下。

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开创了我国公诉案件和解的先河，符合世界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但是其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一定的现实困境。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能遇到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

1、刑事和解具有履行风险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有的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协议并不一定能立即履行。如果在和解协议达成以后，加害人立即履行，那么刑事和解的效果初步达到;但是司法实践中和解后分期履行或者延期履行的情况也非常多，这种情形下刑事和解的效果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检察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说审判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做出了判决，那么在加害人有能力履行协议而反悔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就无法启动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程序。这样，不但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刑事和解也演变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处罚的“保护伞”，最终也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2、刑事和解易被误认为“花钱买刑”

刑事和解从探索初期到时至今日走上立法层面，就一直伴随着一些争论。许多人认为，刑事和解为那些犯罪却不坐牢的人提供了契机——有钱就可以不坐牢。著名的杭州飙车案当事双方达成了113万元的高额民事赔偿协议，肇事者胡-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型。此案亦被指为“花钱买刑”的典型。

3、刑事和解可能导致滥用职权

对于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应该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法律规定必须提起公诉的，应依法按照公诉程序提交法院审判，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也必须秉公判决。然而在刑事和解制度之下，司法机关往往会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比如，检察院按照自己的规定，对达到自己所提出的几点所谓“和解”要求的刑事案件不提起诉讼，实际上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自身的职权，未审先判，规避了法院的职权。

对于法院而言，他们对于和解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也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扩大，使案件“可操控性”更强，“人情味”更浓。因此，把“和解”作为一些刑事案件的不起诉条件或者从宽处罚条件，这可能会为极少数法制观念淡薄的司法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创造条件，这样也极容易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也不利于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