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

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超载、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遇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

犯罪构成，就是依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统一。

根据我国刑法，任何一种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其中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者犯罪的过失）以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这几种因素。其中，行为人的罪过，即其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未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而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的通说，认为只能是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也可以是过于自信，即肇事人对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这里过失是指肇事人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至于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本身，则可能是明知故犯。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后，车辆的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从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上看，是二人以上，上述人员与肇事者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他们共同实行了“逃逸”行为。也就是说，在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上述人员唆使、帮助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客观上实施了“逃逸”行为。并且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

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明知已经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上述人员仍唆使、帮助肇事者“逃逸”，主观上是故意的；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对“逃逸”行为主观上也是故意的，即他们对“共同逃逸”行为主观上都是故意的。但能否因此就认为他们的“逃逸”行为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呢？其实刚才分析的车辆的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与肇事者的主观故意仅是对“逃逸”行为而言的，但从前文第（一）点已可得知，“逃逸”行为仅仅是交通肇事罪的一个量刑情节，而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换句话说，交通肇事的“逃逸”行为仅对本罪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是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为了自己或他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仅以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就认为他们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