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行为共同说算作主观主义，把犯罪共同说算作客观主义。二者的分歧并不在于主观和客观这两种认识立场，而在于事实意谓和法律意义这两种语词视角。具体而言，行为共同说的理论基础是行为心理主义，研究方法是社会学观察，根据这种观点，共同过失犯罪作为社会现象应得到刑法的分析与归类;犯罪共同说则完全是刑法原则下的演绎，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未出传统刑法理论的范围，因此它不承认在刑法上可以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甚至否认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

有观点认为，犯罪共同说虽被我国刑法界广泛采纳，但行为共同说体现了刑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有助于突破传统刑法理论的局限，把法律时间问题带到社会的宏观背景中去解决。最有助支持这一观点的，莫过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与我国现行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2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犯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直接相悖，表明行为共同说已在犯罪共同说上开了口子。

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行为共同说严重损害刑法科学的根基。

刑法科学在西方自贝卡里亚后渐成体系，并在与刑法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特有视角和话语，而行为共同说并不遵循刑法科学的思考模式，它更多考虑事实意谓而不是法律意义。进一步讲，行为共同说对共同过失犯罪的诠释中包含有已被刑法科学所拒斥的主观归罪因素。尽管行为共同说会通过行为心理主义来进行争辩，但就刑法科学维护体系统一性而言，若在刑法上认可共同过失犯罪，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也违背了设立共同犯罪制度的初衷。刑法上之所以确立共同(故意)犯罪，主要是因为行为人之间通过意思联络形成了互相协调的危害社会的合力，这一合力无疑要比分散的孤立的个人犯罪的总和要大得多，其社会危害性也要严重得多，从而也决定了它会成为刑法所打击的重点乃至为刑事立法所详细规定。

比如，在案例A中，甲乙二人在楼上喝酒，听见楼下人声鼎沸，甲说："吵了哥们儿酒兴，扔个酒瓶下去教训他们一下。"乙说："行，一人扔一个。"于是二人分别将一个酒瓶扔出窗外，致楼下的路人丙被两个酒瓶砸中身亡;在案例B中，甲乙二人在楼上清扫，发现两个废弃酒瓶，甲说："这酒瓶放着碍事，咱把它扔了。"乙说："行，一人扔一个。"于是二人分别将一个酒瓶扔出窗外，致楼下的路人丙被两个酒瓶砸中身亡。事实上，在案例A和案例B中，甲乙双方都对扔酒瓶的行为形成了意思联络，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讲，他们都有着共同行为和共同心态(案例A中二人均是间接故意，案例B中二人均是过失)，并且是基于此共同心态的意思联络实施了共同行为。但是，从传统刑法的角度来看，虽然可以说这两个案例中的甲乙二人在犯意上都存在联络，但案例A中的联络显然较案例B中的联络更具危害性，而刑法上处理共同犯罪问题正是从这个立场而不是从行为心理主义出发，从而体现了刑法的科学性。所以，对案例A中的甲乙二人应定故意杀人罪，并作共犯处理;而对案例B中的甲乙二人应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不作共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