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本的增减变动，是公司资本运营过程中的常态。减资与增资，对应公司的紧缩与扩张，两者均系公司不可回避的商业现实。与公司增资相比，减资事宜引发的控股股东、小股东、外部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为剧烈。依循英美公司法与公司财务原理，减资被视为“公司重组或公司根本性结构变化”项目下的子问题，减资规则归结为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下的子规则。公司进行减资，是一个商业需求；债权人面对减资，引发安全关注；股东试图减资，旨在达致资本退出或变现；立法者设计减资规则，面临如何进行公司参与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商业现实需求，在中国，同样面临上述提及的问题：实质减资、形式减资，抑或公司回购、公司回赎、重新资本化、公司分拆。许多已经成为现实，其他的必将走上舞台。道理就在于，凡是商业的合理需求，任何强制性规则均无法压制，其结果无非是变异、规避而已。无论是上述对减资的内涵认知，抑或减资的本质分析，或者减资所影响的群体，在中国均不构成例外。或许，中国的商业实践会为资本市场的减资规则添加一些别具特色的“例外”，如定向回购国有股以达致减资的后果。

就减资的法律文本而言，中国《公司法》第186条的表达是：法律允许公司减资，不过要践行法定的强制性程序，以化解可能引发的债权人利益失衡。一条三款告诉了我们三项强制性规则：即：其一，强制性地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其二，强制性地“通知”义务与“公告”义务；其三，减资后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第149条规定，为减资而注销股份，可以成为公司取得自己股票的禁止性例外。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1条，则原则上禁止减资，例外允许须经审批机关批准。

中国公司法中的减资规则，其特色在于“简洁且严格”。如果简洁，能够解决诸多利益冲突，能够避免减资程序上的操作分歧，或不同利益群体的理解上分歧，未尝不可。即便是简洁闻名的《德拉华州公司法》减资规则，也是规制不同情形的减资对策，并在其他公司法相关制度上，予以配套设计。如果严格，能够给予相关群体以特殊保障，并能达致效率化运营，也未尝不妥。如果过度地给予一方群体以特殊的关注，或许从整个社会的交易效率、或公司灵活运作机能的发挥、股东利益保障看来，则未必是一种效率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