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初的7号，上海一家橡胶工厂的工人们开始举行罢工，连警察也参与维持秩序。工人在采访中向媒体记者表示：生产车间里橡胶的气味十分难闻，而且有毒，工厂却没有因此向工人发放任何补贴。就在同一天，本田一家生产消声器和排气部件的零部件工厂也发生工人罢工，不过厂方在一周之后做出妥协，给工人涨24%的工资。在本月6号，富士康因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而深受公众指责之后，宣布给深圳工厂的员工加薪一倍，预计每位员工从今年10月份开始可以每月拿到2000元人民币。

拐点已至

中国因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著称，不过上述事件却让这一事实变得极为讽刺。在今年3月，咨询公司GaveKalDragonomics就表示中国劳动力富余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早在3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预言，中国很快就会出现局部劳动力短缺。

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仍在不断增长。根据美国统计署去年12月的估计，在中国总人口中，工作年龄段的人口规模预计会从2010年的9.77亿增加到2015年的9.93亿。不过15~24岁的年轻劳动力规模会在接下来的10年下降约30%。这一预计与2000年、2005年的两次统计结果相一致，前两次统计估计20岁左右的年轻劳动力规模会在2015年达到峰值。

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可以部分解释劳动力局部短缺。因为随着劳动者年龄的不断增大，他们越来越不想在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这样很多沿海工厂就会出现用工荒。根据蔡昉的计算，16~30岁的农村劳动力中会有24%选择外出务工，而40岁左右的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1%。Kroeber分析指出：一直以来，企业都只简单地认为中国拥有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劳动力。

这个观点来源已久。早在1954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就把它提了出来：在亚洲，劳动力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不限量的，而且工人的工资只要能维持在他们的基本生计线就可以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家都不会面临工资上涨的困扰。

不过最终，经济还是会到达一个转折点。资本家会发现可用的剩余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一旦用工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经济就会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时候，只有工人的工资上涨，经济才能继续增长。

蔡昉认为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这可以从目前出现的工人理性维权以及工资上涨看出来。这一转变，有利于工人在劳资谈判中增强话语权，毕竟工人们现在可以用脚投票来向工厂主施压。

事实上，本田与富士康工厂最终给工人的加薪幅度都是不同寻常的。一些城市已经宣布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北京为例，其增长幅度就达到了20%。如果工资能像这样持续上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拐点后时代也就不言而喻。

这样的一个急剧变化仅从人口学的角度很难解释清楚。流动人口中年轻人的规模也许会下降，不过与5年或10年前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规模高多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959-1961年的大饥荒。

质疑

事实上，同样也有很充分的理由来怀疑拐点是否真的来临。瑞银经济学家汪涛指出：工资的上升可以看作是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工资的一种解压表现，现在上涨的那一部分其实也只是弥补去年工资下降的那一块。

另外，中国内陆地区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大约40%的劳动力仍然留在农业生产中，而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经济体中其它部分的1/6.

尽管农业人口占劳动力的比例目前仍在缓慢地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RichardHerd以及他的同事估计，这一比重要下降到25%还需要10年的时间。

阿瑟·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也有可能会上涨。

其实，生存线水平本身便是一个传统概念，而传统是会慢慢改变的。另外，农村劳动力可能越来越不情愿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毕竟家乡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改善。中金的哈继铭就表示，现在大部分农民工的家乡已经有了水、电、水泥路以及宽带。中国政府的调查也反映返乡的农民工中30%不太确定是否会重新外出务工，而两年之前这一比例只有24%。

阿瑟·刘易斯同时指出，虽然资本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内陆地区生存线水平的工资水平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往往并不像沙滩一样平缓，而像峭壁一样陡峭。为了促使工人越过这层峭壁，工厂往往会为他们支付类似废气补贴一样的超额工资。随着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这种超额补贴会不断上升。不过，这本身并不代表拐点已至。

当然，拐点还是会来。当它真的来了之后，工资会随之上升，侵蚀掉一部分资本收益。不过，正如阿瑟·刘易斯所说的，工人并不是惟一可以迁徙的因素，资本家也可以把工厂迁到劳动力充足的地方。首先，劳动力密集型工厂会迁往内地，最后他们会离开中国，这就跟它们当初从日本、中国台湾迁入中国沿海地区的情形如出一辙，这也是为什么本田和富士康会在中国沿海办厂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