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怎样确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契约，即合同性质。

第二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单独行为或者叫做单方法律行为，而不是合同。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专门认定为合同性质，或者专门认定为单独法律行为，均有不足。将符合合同调整的悬赏广告作为合同对待，将不符合合同特征的悬赏广告作为单独法律行为对待，就更能够处理好悬赏广告的各种纠纷。

关于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适用范围的两种观点

悬赏广告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在明确赋予其合法地位的国家，一般不生疑问：只要一个行为符合悬赏广告的客观外形，法律就承认其是一种法律存在，而不问其具体内容为何，也不问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具有什么身份，都应受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调整。这样，如果悬赏广告符合特定的生效要件，就可以生效；反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德国、日本等民法就是这样规定的，这些法律文本提出的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不仅是形式上具有同一性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无区别性的法律机制。可以说，这是主流的观点，诸多关于悬赏广告的学说均由此展开。

但学术的生命在于争辩，而不在于附随。近来有学者基于法社会学的思考方法，认为悬赏广告可以分为对世型和对人型两种。其区分标准在于：前者是实质意义上的悬赏广告，而后者只是采用了悬赏广告的形式，向特定的隐蔽的人发现的意思表示；前者具有进行效力判断必要性，而遗失物悬赏广告这类的对人型悬赏广告是确定无效的。［1］换言之，只有对世型的悬赏广告才是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适用范围，而对人型的悬赏广告不属于此范围，且遗失物悬赏广告属于无效法律行为类型。无疑，这种区别性观点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其提出了对悬赏广告进行区别性调整的主张，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认为，这种区别性观点是否妥当，尚值得探讨：

第一，从悬赏广告的内在构制而言，这种区分标准没有合理性。

首先，悬赏广告是一个找人机制。悬赏广告的发出，其目的是无限多样的，但共同之处在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来达到广告人的意图，而他人对广告人而言是不可知的，所以其才借助悬赏广告来对世寻求能完成指定行为的他人，此人出现之时，也就是悬赏广告目的达到之时，只有在这个时候，此人才是特定、具体和明确的。无论对世型悬赏广告或对人型悬赏广告均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对人型悬赏广告中的相对人潜在的特定化，就否认其不是悬赏广告。其次，悬赏广告中有优势机制。在悬赏广告中，只有完成指定行为的相对人，才能成为报酬的获得人，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处于劣势，其不能获得报酬，也就根本不能为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制度所容纳。这在对世型的优等悬赏广告中犹为明显，即相对人之间相互竞争，优胜者才能成为悬赏广告中的权利享有者。在对人型的悬赏广告中，同样适用优势机制，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处于优势的人不是从竞争中产生的，而是取决于其对信息的占有（如发现逃犯线索之人，可以从悬赏追寻逃犯之人处获得报酬），或是对事实的掌握（如拾得遗失物之人，可以从悬赏寻找遗失物之人处获得报酬），只要这种垄断优势没有违法性，都不妨碍优势之人成为悬赏广告的受益人。当然，这并不排除对人型悬赏广告也具有竞争机制，例如发现逃犯线索的人为多人，一般就只能由最先向广告人提供线索的人取得报酬，在这里也存在竞争性优势机制。可见，这两种悬赏广告在内在的构制上没有区别，那么这种区分就不太合理。

第二，否认遗失物悬赏广告之类的对人型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将破坏悬赏广告的利益交换或资源配置机能悬赏广告具有利益交换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广告人为获得对方完成指定行为中所包含的利益，就支付报酬给行为人，而对方行为恰恰是广告人自己不能完成的，其中包含的利益就成为广告人的收益，从而完成了一次资源配置过程。对于广告人而言，如果其既保留报酬，又能完成指定行为，就将获得最大的效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广告人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在发出悬赏广告之时，只具备拥有报酬而无完成指定行为的能力，这就要求其只能在二者之间择其一。由于经济学一般认为并假定个人是其最大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那么，无论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是在征文还是寻物，都表现为理性的选择，悬赏广告中指定行为的完成也给广告人带来了最大利益。同时，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并非单纯的利益驱动使然，其往往还有一定的目标指引（如找人是为了弥补感情，寻物是为了睹物思人等），一旦目标通过相对人完成指定行为而实现，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资源配置。［2］相对人完成指定行为的过程也可以作相同的分析。可以说，正是双方的合作完成了资源配置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不因为悬赏广告是对世型或对人型的分类而改变。如果否定遗失物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则这种类型的广告就鱼和熊掌得兼，其不需要转移报酬就可以取得相对人完成指定行为的利益，无疑是超效率的，但这是以相对人转移自己的资源而不能取得任何收益为条件而实现的，在此，相对人处于零效率状态。而报酬对于广告人而言并不具有最大化的效益（否则其不会予以支付），但对相对人却有最大化的效益，这样，悬赏广告的资源配置作用就不能达到最佳。而且，如果将悬赏广告作为一种抽象的模型，广告人和相对人是抽象的双方当事人，其二者是通过悬赏广告进行反复的多次的利益交换，其前提是双方合作，即相对人完成指定行为，广告人支付报酬，从而可以达到效益最佳状态。

这种结果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人信赖广告人的信息而引起的，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他人可以产生激励和示范效应。如果双方不合作，即遗失物悬赏广告没有法律效力，相对人就不会完成指定的行为或广告人明知指定行为已经完成也不支付报酬，则资源不能合理配置，利益也不能达到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