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一直秉持韬光养晦，把自己事情做好的原则，直至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路径和19世纪的美国颇为相似，但如今的中国也和一战前后的美国一样，面临着是否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选择。

显然，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比做不情愿的利益攸关者，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前者容易实现付出与回报、义务与权利的平衡，后者却更可能面对出力不讨好的结局。

所谓利益攸关，是因为当下的世界经济秩序，总体而言最适合中国发挥比较优势，而在对现行秩序的修补过程中，中国有望赢得更有利的地位。

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为基本框架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个秩序的核心，是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世贸组织(WTO)所代表的自由贸易体系，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则确立了美元作为自由贸易的基准交易媒介。

自由贸易是亚当·斯密比较优势理论实现的基础，也是16世纪以来西方崛起的旗帜，但在WTO成立之前，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却是以炮舰做背书，并且每一轮大国兴衰，战争都如影随形，直至险些毁灭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何在和平基础上实现各自利益?联合国及上述经济组织便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这个体系保证了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战后30年的黄金(1606.30,-33.50,-2.04%)增长。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美元仍是全球基准货币，只不过其信用担保由黄金变成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主权信用。

1989年冷战结束，此后20年自由贸易体系空前扩展，世界经济真正连为一体。单是中国，便提供了7亿人的劳动力和13亿人的市场。

起初，中国对加入自由贸易体系颇感踌躇。30年闭关锁国、意识形态障碍、既得利益阻挠，让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长达15年之久。

弹指一挥间，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年。这期间，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受益程度连那些当年最热烈的入世鼓吹者也始料未及。回头看去，当年关于狼来了的讨论不值一哂，那些被认为处于悬崖边缘的产业不仅一个没垮，反而攻城拔寨，成为全球市场上的矫健舞者。

如今，造就中国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自由贸易体系遇到了大麻烦，三年前爆发的金融危机令政府间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抬升，而美元地位的进一步动摇则增加了贸易成本。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制造的最大市场、世界经济的传统中心欧盟和美国陷入长期衰退，中国势必难以独善其身。

反过来，如果中国能够为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助一臂之力，让现行的经济秩序得以维系，并赢得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则中国在现行秩序下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再比如改善贸易条件、进一步增加在IMF的投票权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当然还有更诱人的前景——人民币和美元、欧元一起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那么，中国该如何帮助世界?

首先，中国可以为基本面尚可的欧元区危机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哪怕承担几十亿美元的或有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值此关键时刻，中国有雷有雨的支持不仅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也有助于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话事权。

其次，中国高层应当敦促欧美相关政府加大改革力度，正如他们曾经敦促中国改革一样。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统一，那种寅吃卯粮借旧还新基础上的高福利体系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些国家必须让自己的人民勤奋起来。

但是，是否改革毕竟是别国的事情，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仍将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中国早已明确了将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型为投资出口消费共同拉动的战略。早一天化决心为行动，中国就能早一天实现均富社会，同时也早一天为增长乏力的欧美经济提供外部需求——当年，正是美国和欧洲的需求，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正酣之时，中国的实力远不如现在雄厚。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八，外汇储备只有1400亿美元，国内更是问题重重。但是，中国毅然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更重要的是，面对万丈深渊和地雷阵，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不是退缩回避，而是激流勇进，大规模重组国有企业，改革银行体系，加入WTO。正是这三大改革，奠定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

这正是佐利克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当年的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天的中国更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