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特别委托才能发生的监护权转移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监护的转移，尤其涉及非公益性事项的监护权转移个案，应通过专项委托的方式才能实现。这类监护权的转移由于涉及到不同的情况，其监护事项、监护人和受托人的状况千差万别，其监护权的转移亦存在着差异。一般来说，这类监护权的转移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监护事项的特定性。监护人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地委托他人履行，但实际上均得以具体事项确定之。如基于旅游、特种教育、未成年人探亲的护送、被监护人的陪护等等。第二、监护人应与受托就监护事项达成协议，通常这种协议应采用书面的形式。但并不排除口头形式的适用。采用口头形式的，如果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同样可以确认当事人之间的监护权转移。第三、受托人必须具备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或资格。受托人在委托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监护职责。

(二)依法或依习惯发生的监护权转移。

这类情况主要是基于“公”的事项(或日公权力的介入)而导致的监护权转移，或日监护权的强制性转移。关于监护权的强制性转移，我国法律未作规定，但在实践中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如未成年人的强制劳教，实际上就使未成年人原来的监护转为国家机关的监护。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下不构成监护权的转移，国家机关承担的只是一种管理责任。诚想，未成年人被强制劳教，又如何让他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不允许为未成年人监护留下空白的法律原则下，只能推定国家机关此时除负有管理职责外，还应当承担该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

1、依法发生的监护权转移。

此种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是导致监护权转移的根本要素。当监护权的行使过程行进到法律规定的条件时，监护权即时发生转移。如被监护人被他人收养、父母离婚后子女随父或随母一方生活、被监护人依法被收容教养等。

2、依习惯不需要专项委托即可发生监护权转移的情形。

此种情形主要针对具有“公益”性质的机构而言，如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等公益性机构。根据监护权的性质，监护人为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或财产履行保护和照管之责。其中亦包括维护其受教育、入托、就医等方面的权利。这种权利的维护既可以通过监护人自身来行使，也可以通过学校、幼儿园、医院等机构来达成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目的。在当今社会，限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及监护人的具体状况，单纯依靠监护人自身的能力满足被监护人在学习、就医等方面的权利要求，显然不切合实际。因而，被监护人的教育、就医等事项委托专门机构来承担，则成了被监护人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且这种权利已经超出了“私法”调整的范围，部分地成为公法上的权利。如《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均规定了未成年人有获得教育的权利，监护人、学校应保障未成年人享有此项权利。因而监护人将被监护人送入学校求学、送入医院就医，不仅是履行其监护职责，也是履行“公法”上的法律义务。在此种情况下，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亦随同转移给这些机构承担而无需专项进行委托，这些单位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区域内负有监护之责。因为这种基于“公法”上的权利规定，已经在“私法”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尽管其“具有非规范化的特点”。且学校的监护责任已为司法实践所确认但值得注意的是私立学校，包括寄宿制学校，兼有营利性的目的，其某些监护职责是基于监护人的委托而设立的。

3、福利机构的监护职责。

社会的福利机构是指专门承担特定对象保护和照管义务的专门机构。这类机构应包括民政部门下属的孤儿院、保育院、福利院等公益性的社会救助机构，亦包括敬老院、托老院、代养院等兼具公益和营利性质的专门机构。对于前者，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和权属关系，依法取得对被监护人的监护权，并不涉及监护权的转移或受托取得监护权。其例外情况是，如孤儿被人收养和认领，或他人将弃婴或孤儿送交福利院时才涉及监护权的转移。后者取得监护权则需区分不同的情况。监护作为一项特殊的民事法律制度，主要是为特定的监护对象设立的，至少在目前的立法中尚不涉及对一般老年人的监护问题。但从法律发展的趋势及各国民事立法来看，对老年人的监护也将成为监护制度的重要内容。笔者也欣慰地看到了这方面的建议。在国外的立法例中，亦专门规定了对老弱者的监护。因此，一般来说，敬老院、代养院等机构中并不涉及监护权的转移，但对于患有精神疾病而被宣告为禁治产人的老年人，则涉及监护权的转移。作为例外，此类监护权的转移是通过专项委托的方式实现的。在委托照管的期限内，敬老院、代养院等机构应履行监护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