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宅基地和房屋可以变通执行。

一、执行农村宅基地和房屋面临的困境

(一)有关法律、政策严格限制性的障碍。现行法律对农村宅基地和房屋予以严格的限制：

一是宅基地范围要在法律规定标准之内。

二是宅基地不允许自由交易。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三是在政策上农村房屋不允许自由销售。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以上诸多限制性规定，导致法院在执行农村房产时只能对其进行查封而难以通过拍卖或变卖程序予以强制处理。

(二)农村宅基地和房屋保障功能的限制。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紧密相连，是集体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福利保障，只要是集体组织成员，并符合申请条件，即可无偿获取宅基地用于建设房产。而且是长期性的权利，只有在以下的情形，宅基地才有可能被收回：农户全部成员丧失社员资格，如获得城市户口;农民迁移他处，放弃原处宅基地;农户全家死亡，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又不需要。长期的宅基地使用权与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协同作用，有效保障了农民最基本的居住权、生存权。当执行标的指向维系农民根本生存利益的宅基地、房屋时，债权利益与房屋所有权利益、国家保障宅基地的安全稳定利益、弱势农民群体的生存利益之间就产生紧张关系。

(三)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的抵制。

一是买房置业的传统。农村居民在发家致富之后，最重要的投资决策就是翻建老宅、新建住宅，在土地交易为法律禁止后，这一现象尤为显现。

二是安土重迁的传统。农村社会以宗族关系为基础，各宗族成员在相互毗邻的地域范围内生活，彼此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协助。因此，为维持生活稳定，农村居民对于搬迁的决定，往往十分慎重。

三是传统的“祖屋”情节。在农村，老宅是祖传的房屋，庆典、祭祀等与之相关，是维系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精神纽带，汇聚了家庭成员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已经成为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在司法执行权面前，承载着农村居民精神利益的宅基地和房屋显现出强大的传统惯性阻力。

二、农村宅基地和房屋变通执行的必要性

如前文所述，针对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执行，面临诸多问题和障碍，虽是如此，在条件允许情形下，变通执行也是有必要的。

债权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所谓债权实现最大化，是指通过采取各种执行措施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及时、足额得以实现。最大化实现债权是民事执行制度的价值目标，民事执行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以国家司法强制力为后盾，以公力救济代替权利人自力救济实现其权利。最大化实现债权是维护法律文书权威性的需要。一方面，生效法律文书是民事执行的依据;另一方面，民事执行对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内容的实行程度直接影响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如果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有效执行，民事执行制度的根基也必将遭受侵蚀。“正是因为有民事执行制度来保证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得以实行，才使国家的裁判制度具有制度权威，并进而建立起人们对于整个法律制度的信心”。最大化实现债权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需要。安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可预见性的社会风险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降低交易风险、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减少纠纷、节约成本。在债权人已经通过审判程序矫正了一次失去的诚信后，如果在进入执行阶段后，又一次面临可期待的债权丧失，其对社会诚信的预期也必将进一步降低。因此，从保护债权实现民事执行价值角度出发，亦有必要执行被执行人的宅基地和房屋。

变通执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由于我国农村宅基地及房屋没有准确的权利登记凭证，其产权凭证一般仅为宅基地使用证、建房申请报告等，因此执行法官应与当地的村委会、乡镇土地管理所、乡镇建房管理所等部门沟通联系，调查核实房屋建筑面积、宅基地的四至等。在对房屋进行转让时，法院应与县级国土资源部门进行协商，争取取得一致意见。

2.妥善实施司法强制搬迁。涉农村房屋执行有时由于被执行人的阻扰，执行法院会采取司法强制搬迁手段，此过程也极易引发矛盾，甚至造成突发事件。为此，法院在执行前应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详细执行预案。稳定被执行人及其家属情绪，安排好滕仓房或临时居所。邀请检察院、人大代表、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群众代表等予以现场监督，确保顺利执结。

3.保障被执行人基本生活需求。在执行过程中，应保留被执行人维系基本生活的费用，比如，对被执行人在拆迁过程中的临时性安置补助费、搬家费、固定设施移装费等，属于保障其度过拆迁阶段的基本生活耗费，应予以执行豁免。对被执行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老年亲属，应予以适当照顾，依据实际状况，法院可在执行房产中为其留出适当的栖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