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案情：

2006年5月21日上午10时许，犯罪嫌疑人倪健窜至王杰所承包的沙场办公室内，盗窃王杰价值2740元的摩托罗拉手机一部，倪健在窃得手机后往所乘面包车上藏匿时被郑伟强发现，但郑伟强没有看清手机的具体样式。失主王杰发现手机丢失后当即追到车下，向倪健、郑伟强等询问，但二人均称不知，并乘面包车离开沙场，王杰遂与沙场工作人员开车追要，倪健、郑伟强等所乘的面包车被拦下后，郑伟强伙同倪健持砍刀威胁王杰等人并伺机逃跑，倪健、郑伟强随后在逃跑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二、分歧意见：

对此案的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郑伟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为郑伟强明知倪健盗窃了他人手机，当失主向其询问时却装作不知，其主观上有包庇倪健的故意，在失主当场追要手机时，二人为逃避追捕持凶器威胁失主，郑伟强虽然没有直接实施盗窃，但其当场与倪健共同实施抗拒抓捕行为，且在抗拒抓捕时知道倪健盗窃了手机，具有意思上的联系，其行为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因而构成抢劫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郑伟强的行为构成窝藏罪。理由为郑伟强虽然看见倪健藏匿手机的行为，但是在倪健实施完盗窃行为后，藏匿手机时被郑伟强发现，此时的盗窃行为已经结束。郑伟强与倪健没有盗窃的事先共谋，也没有参与盗窃行为，因而其与倪健构不成盗窃行为的共犯，但其在明知倪健盗窃了手机的情况下，为帮助其逃匿，持凶器威胁失主，其主观上有帮助倪健逃匿的故意，并且实施了具体的帮助行为，其行为符合窝藏罪的构成要件，构成窝藏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郑伟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一是因为郑伟强不是盗窃共犯，因此不存在转化型抢劫的前提，不构成抢劫罪；二是在郑伟强帮助倪健逃匿时，其并未看清倪健所盗窃手机的具体样式与型号，因而其当时并不能确定倪健所盗窃手机的价值，即其当时并不明确倪健是否构成犯罪，所以郑伟强主观上并不明知倪健是犯罪的人。因此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个：一是郑伟强是否系盗窃行为的共犯；二是对窝藏罪中的明知如何把握，对郑伟强的抗拒行为如何界定。

首先，根据刑法第269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情况在理论上称为事后抢劫或准抢劫，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第二，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第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本案中，倪健实施了盗窃行为，之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实施了暴力，其行为构成抢劫罪，但郑伟强并未实施盗窃这一先行行为，他看到倪健藏匿赃物时，倪健的盗窃行为已经实施终了，虽然郑伟强与倪健共同实施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的暴力威胁行为，但郑伟强未实施先行行为，因此其行为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犯罪。

其次，郑伟强在看到倪健藏匿手机的行为之后，在失主向其询问手机下落时，没有向失主举报倪健的盗窃行为，并且在后来还帮助倪健持凶器威胁失主等人，因而郑伟强的行为属于明知倪健是犯罪的人而帮助其抗拒抓捕。对犯罪的人理解不能机械地定义为罪犯、已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人，而应理解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本案中倪健将窃得的手机进行藏匿时，郑伟强已看到，虽然不知道手机的具体价格，但对倪健实施了盗窃手机行为的事实他是明知的，因此，郑伟强的行为构成窝藏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