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0年元月份，被告人邓辉因承建连徐高速公路E10-11标段两座桥涵工程的需要，借用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连徐高速公路E10-11标段第二处公章作担保，与徐州市鼓楼区银河钢模站签订钢模租赁合同，租用钢模站钢管、扣件、卡子、联角等租赁物，租期6个月，该租用物价值122740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人邓辉因承建的工程亏损，遂违反合同约定，将部分租赁物低价出卖抵帐，另一部分租赁物借给他人使用，因借用人下落不明，致使这部分租赁物无法追回。后被告人邓辉逃匿至新疆库尔勒。

［审判］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的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法院予以严惩。

被告人邓辉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出卖租赁物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辨称因其欠工人工资，被逼无奈之下才将租赁物变卖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邓辉无主观上诈骗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本案适用法律有误。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邓辉在得知其承包的工程亏损后，并没有积极想方设法来继续履行合同，而是私自低价出卖租赁物，后又躲避起来，并逃匿至新疆库尔勒，在逃匿的三年时间里，既也没有积极、主动支付给银河钢模站任何款项，也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承诺返还租赁物或还款计划，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租赁物故意很明显，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其诈骗金额在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邓辉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评析］

本案在讨论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邓辉的行为不构称成合同诈骗罪，而是因民事欺诈而引发的民事合同纠纷。被告人邓辉在与银河钢模站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并没有非法占有其财物的主观故意，只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人邓辉因工程亏损，无力支付租金，才将租赁物私自低价卖掉，然后逃匿起来。所以被告人邓辉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邓辉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邓辉虽然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人邓辉在得知自己承包的工程亏损后，亲自联系买主，低价将租赁物出卖，后逃匿起来，而且在其逃匿的三年时间里也从未向银河钢模站说明还款时间，也从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这足以证明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被告人邓辉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的含义，我国刑法第224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侵害的客体既包括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还包括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刑法所列举的五种情形：

1、虚构单位名义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即虚假主体；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虚假担保；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即以履行小额合同引诱诈骗；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即携款逃匿诈骗；

5、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民事欺诈主要是指行为人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夸大履行能力等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当事人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

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和把握：

一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为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二是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即看行为人是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担部分担保责任的能力。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在签订合同之后，行为人总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观因素不能实际履行，也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在合同签订后，财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挥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点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象征性的虚晃一枪。

三是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诈手段，民事欺诈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欺诈方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或提供劳务等经济劳动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一般无需假冒身份，而是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或对合同标的物质量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达到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目的，会采取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上当。这种手段一般包括：1、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需要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而且价格优惠，且能及时供货；自己根本没有经营资格和条件，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2、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手段假冒厂长、经理、采购人员、促销人员，甚至打着政府官员的招牌欺骗对方，通过伪造工作证、介绍信、银行凭证和印章等使对方确信而上当。

四是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在行为人已经占有转移的财物后，如果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义务，那么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反映了行为人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合同诈骗罪犯罪人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一但拿到对方当事人财物后，或携款潜逃，或是挥霍浪费，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将财物归还对方；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积极、努力的创造条件来履行合同。

五是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民事欺诈行为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辩解，但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在自己违约确凿无疑之后，通常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承担责任的行为。而合同诈骗行为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当然也就无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行为人想方设法使自己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其遭受的损失。

由此看来，只有在确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客观行为和客体的性质。因此，只有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区别的关键所在。故合议庭采纳了第二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