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立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通信权，但该条第二、三、四款均只对律师会见权进行了细化规定，并未对律师的通信权作出与此类似的详细规定，更未对律师行使通信权的例外情形(即哪些情况下律师的通信权应当受到限制)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之中，司法工作人员可能随时阻碍或干预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通信。

同时，由于看守所会见室数量不足，导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较高，会见时间较短，会见效果不佳。因此，有必要落实律师的通信权，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有效行使，在提高律师办案效率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缓解看守所的会见压力。

二、建议

(一)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律师通信权进行细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之间的会见、通信是其辩护权行使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就律师通信权进行具体规定，因此，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中律师所享有的通信权加以解释，对通信权进行细化。明确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通信的条件以及程序，并规定看守有迅速传递信件的义务。此外还应该对“通信”进行扩大解释，不应将通信方式局限于书信往来，还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将电话、网络等联络方式纳入其中。

(二)建议明确限制律师通信权的实质要件

《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律师享有通信权，但并没有对行使通信权的限制条件进行规定。《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受人犯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在人犯接到起诉书副本后，可以与人犯会见、通信。”针对例外情形的规范缺失导致司法实践中，相关部门多以“办案需要”对律师的通信权进行限制。针对于此，建议在将来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明确律师行使通信权的限制条件，以有效保障律师的通信权。

(三)建立司法救济机制

由于缺乏关于限制律师通信权的司法救济机制，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当通信权受到侵害时，往往只能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者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进行救济。建议在赋予律师通信权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保证律师在通信权受侵犯时可以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确保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通信顺利有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