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时间之限制

任何之创作均受惠于前人与文化之影响，并非凭空而来，故保护著作财产权应有一定保护期间，否则无期间限制，对于公共利益与文化发展，均无实益。准此，著作财产权于权利期间，其为私有财，即得自由行使，倘逾权利期间者，则为公共财，原则上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不需支付代价与原著作

财产权人。

(2)事务之限制

著作之创作固有著作人自己之劳心结果，惟亦受社会文化之影响，是著作之创作具有相当之社会性。准此，对于著作财产权之保护，自应谋求折衷之平衡处。基于社会之整体利益，应将著作财产权

视为实现著作权法目的之一种适当方式著作权法应适度之保护著作权，以维护著作人创作之诱因。为兼顾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亦重视追求国家社会之最大利益，对著作财产权为一定之限制，此限制属著作之公共限制，即准许著作于一定范围与条件下，得供一般人自由使用，不至于构成侵害著作财产权之情事，以促进国家社会文化之普及发展。

该公共限制之情形有四：依据著作利用性质，不适宜为著作权所及；基于公益理由，认为对著作权有限制之必要；基于与其他权利调整之目的，认为对著作权有必要限制之；于无害著作财产人之利益，且属于社会惯行者，亦得对于著作财产权加以限制。

(3)强制授权之限制

他人基于必须利用著作之一定正当理由，得申请主管机关准许对著作财产权人支付或提存一定使用报酬后，就其著作加以重制。导致著

作财产人是否订立契约之自由，受到应有之限制，即所谓强制缔约。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关音乐著作之强制授权，其性质属强制缔约之情形。盖音乐具有高度之流通性与极高之使用率，实不宜独占。依据经济分析之观点而论，倘强制授权对于整体经济之利益大于著作财产权人排他使用之利益，基于考虑增进之效益与相对之成本，自应限制权利之自由行使，以达成效用极大化与减少交易成本之目的。综上所陈，著作权法分别依据权利存续期间、事务性质与缔约自由等方面，限制著作财产权人行使权利之自由，实为达成调和著作财产权

人拥有私益与社会大众享有公益之目的，并谋求促进文明及文化两大目标总和之效用极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