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实施了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第一轮是1998年到2003年，第二轮自2008年开始延续至今，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时间已经长于上一轮，而且这种政策取向目前已有长期化的趋势。”白景明认为，尽管当前社会各界都提出要抛弃“唯GDP论”，但我们仍然要确保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因为只有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才能进一步改善民生，才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举措落到实处，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央提出要实现收入倍增目标，但我们应该看到，只有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才能实现居民收入的倍增，GDP的倍增与居民收入的倍增是紧密联系的，二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白景明指出，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尽管我国目前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是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目前，国际经济仍然在低位徘徊，外需持续萎缩，而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却越来越激烈，为了保证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仍能处于优势，也需要政策手段加以支持，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助推作用。

“本届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初期新增4万亿元投资，从目前已经产生的效果和对今后效果的预期方面看，这项政策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白景明表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要以投资为基础，不投资就无法增加供给，而不增加供给也就无从拉动消费。此外，纵观4万亿元的投资构成，包括基础设施、保障房建设、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和灾后重建等多个领域，这些投资不仅满足了当前民生方面的基本需要，同时为今后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奠定了更为坚实的供给基础，这种效果将在今后逐步显现。

预算报告显示，2013年拟安排预算赤字1.2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4000亿元。对此，白景明认为，预算赤字之所以达到1.2万亿元这样一个历史峰值，是因为我国已经进入了收支矛盾凸显期。今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将很难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结构性减税力度的不断加大。目前已经实施并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的“营改增”改革，以及扶持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调整完善和降低关税等政策，其减收效果都会在今年进一步显现。

与此相对应，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在基本公共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上实现了城乡全覆盖，现在到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的阶段。“这种标准的提高是大幅度的，以新农合为例，中央财政最初每人每年补助50元，后来补助标准提高到100元，现在将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到280元。”白景明表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的逐年提高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安排预算赤字加以解决。在安排预算赤字的时候，还要考虑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大的现状，因此在今年1.2万亿元的预算赤字中，有3500亿元是代地方政府发债，这笔资金由地方政府自主安排使用。

白景明同时强调，正是因为当前国家财政承担着过去无法比拟的巨大责任，因此要特别注重加强预算管理，压缩一般性支出，调整好支出结构，用制度管好钱，使财政资金真正落实在预算安排要求的支出项目上。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加快建立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以此为龙头深化总体预算管理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都将‘营改增’视作税制改革和结构性减税的重中之重，这说明‘营改增’已不单单是一项简单的税制改革举措，而是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手段。”白景明最后指出，尽管“营改增”改革会带来流转税收入的减少，但流转税的减少同时会扩大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进一步说，“营改增”在为企业减税的同时，还会增加企业职工工资上涨的空间，进而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拉动消费带来积极影响，其意义是巨大且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