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刑事自诉制度面临的问题及现状

根据新刑诉法第170条的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根据刑诉法第14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其他案件。

刑诉法对刑事自诉制度仅作了较原则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且在运行机制上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自诉人举证难。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在起诉或者庭审中，自诉人有义务提供证据或者出示证据，若自诉人提不出足够的证据，就要承担起诉被驳回或败诉的风险。但在司法实践中，自诉人在收集证据、提供证据、履行举证责任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利因素。1、自诉人没有侦查权。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被不法侵害后，有很多证据需要刑事侦查手段才能获取，而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公民个人享有刑事侦查权，因此，有很多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自诉人是难以获取，更谈不上履行举证义务。2、自诉人没有查阅权。法律没有规定被害人在提起自诉前，享有到公安机关、检察院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利。被害人在起诉前，因无法了解到公安机关、检察院收集、掌握了多少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以致无法预料自己提起自诉后的胜败风险是多少。3、被害人向证人取证难。被害人的权利被侵犯后，往往先向公安机关报案或控告，公安机关将此类案件作一般民事纠纷，如果是伤害案件，就通知被害人先治疗，待治愈后处理，当时对现场没有勘查，对证人以及被告人没有询问。如果被害人被确定为轻伤，公安机关既不询问被害人有否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又不征求被害人是否需要侦查，即告知被害人到法院起诉。这时，被害人才开始自行收集证据，一方面在时间上被害人已经错过了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期;另一方面在有些案件中，被害人可能与某些证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或者证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处于自诉利益或害怕被告人报复等原因，而不愿为被害人作证，况且被害人又不具有公安、检察机关运用侦查手段来获取证据的权利。4、被害人申请鉴定难。被害人属于弱势群体，且大部分属经济生活困难，寻求服务、收费性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难。

(二)自诉人起诉难。根据刑诉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该法第88条规定，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在实践中，由于案件当事人不熟悉法律规定，发生刑事案件时，仅仅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没有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公安机关则依照刑诉法第88条的规定，对属自诉案件的，要求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不予立案侦查，或者在立案后，一旦发现是自诉案件，即要求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而法院则依据刑诉法第89条的规定，要求公安机关侦查。如轻伤案件(这类案件占法院受理自诉案件的90%以上)，但围绕着是否需要侦查这一焦点问题，往往形成分歧。一般来说，来法院自诉的案件，自诉人大都能提供否被告人人数，伤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证据，而对伤害的具体过程、致伤凶器、人证、物证和被告人犯罪后的居所地(下落不明)等证据难以提供，有的甚至连伤情鉴定结论，原、被告提供的都不一。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理论，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构成的要件，危害结果是绝大多数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罪时间、地点、方法仅仅是某些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伤害案件是一种“行为”和“结果”之间有着必然因果关系的犯罪，其伤害“行为”和“结果”证据的提供，是被告人能否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因此，法院认为，在这类伤害案件中，如果自诉人提供不了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或起诉时被告人的居所地，应属于需要侦查的轻伤的刑事案件，应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但公安机关认为，这类案件大多是由民事纠纷引起的，因而，一旦被害人控告到公安机关，他们往往不立案侦查，只做一些调处工作，调处不成，便以不需要侦查为由，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一推了之。造成被害人往来于公安机关、法院之间告状。这样一来，既延误办案时机，又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刑事自诉，根据《刑事诉讼法》112条规定，是指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自诉案件，是“公诉案件”的对称。在我国，各级法院审理案件以起诉作为审判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就没有法院的审理。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分公诉和自诉两种。公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诉案件，由被害人自己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