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人犯罪后又实施了法定的立功行为，但后来又借机逃脱司法机关的控制，再次被抓获后，对其先前的立功行为还能否认定为立功?对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虽然有立功表现，但又脱逃的，表明其主观上没有悔罪性，主观恶性仍然较深，不应认定为立功。另一种意见认为，立功是行为人犯罪后的一种独立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它一般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悔罪表现的关系不大。立功一旦成立，则不论行为人是否认罪，是否逃脱，均不影响立功的性质，在对行为人量刑时，该立功行为仍应予以认真考虑。但在具体如何从轻或减轻时，应与立功后没有逃脱行为的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首先，人的行为是在特定时空下的实施的，具有历史性。认定行为的性质，不能脱离特定的时空条件。立功是行为人犯罪后独立实施的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一旦实施完毕，就已经固定化、现实化。行为人之后是否脱逃，是否认罪，对其先前的立功行为的性质不会发生影响。其次，与自首不同。自首特别强调行为人的悔罪性。自首的成立，除了要求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以外，还要求行为人必须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实际控制之下。如果自动投案后又脱逃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因为脱逃行为本身即表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悔罪性，不是真正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裁判。立功则不同，其设立的指导思想是功利原则，因而重在行为客观上的有效性，而不在于行为人主观上的悔罪性。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立功即为成立。至于有无悔罪表现对立功的认定关系不大。“有立功表现并不能表明犯罪分子必须具有悔罪表现。犯罪分子即使不供认自己的罪行，或者供认不彻底，或者供认后又翻供，虽说明其主观恶性较深，但对立功的成立与否一般影响不大。当然，行为人先前的立功表现也不影响其后的脱逃行为的认定。司法机关在处理时，既要考虑行为人的立功这一法定情节，对其予以从宽处理;又应考虑行为人的脱逃这一酌定情节，对其予以从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