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打击报复证人罪。

(一)对于《刑法》第三百零八条规定的打击报复证人罪中的“证人”只能作字面解释。因为打击报复证人犯罪的对象仅限于证人，而不包括其他诉讼参与人，因而不能作扩大解释。《刑法》第三百零八条中规定的“证人”与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证人含义完全相同，即证人是知道案情并具有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能力的自然人，从而将被害人、被告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排除在证人的范围之外。证人在诉讼过程中，有着独立的诉讼地位，承担着特殊的法律义务，并依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对证人应严格字面解释的立场，不能与其他种类的诉讼参与人相混淆，从而不恰当地扩大《刑法》第三百零八条中规定的“证人”的适用范围，造成出入罪不当的不良后果。

(二)证人是自然人，单位、团体不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

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不仅是自然人还包括单位。因此，某些单位因业务了解案件事实，不是以个人身份作证，而是以单位代表人身份作证。在这种情形下，单位代表人也应当列入证人的范畴予以平等保护。所以本案中村法人代表金某向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陈述笔录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司法机关作证。

(三)证人不仅包括出庭作证的证人，还应包括未出庭作证的证人。但是证人向司法机关作证陈述其了解的案情，最终其证言并未被司法机关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是非常普遍的，是否要将他们排除在“证人”的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这一类证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行为人由于主观臆断认为该证人的证言对案件的定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对之实施打击报复，是否构成打击报复证人罪。

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形，村法人代表金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其陈述的事实，在法院判决时并未被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从立法角度上考虑，这一类证人也应当列入打击报复证人的证人范围之内。其理由是，刑法设立打击报复证人罪将证人单列出来重点加以保护，其立法宗旨就是要保障证人作证后的安全，同时这种保护也是为了维护证人依法作证的正常司法秩序。法律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证人可以作证，也可以不作证，而一旦作证的证言对一方不利，极易使对方对证人产生仇视情绪，进而采取打击报复的行为。证人在向司法机关作证时，并不知道其所陈述的事实能否作为法院定案的证据使用。因此，只有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使公民在头脑中建立起作证-遭受打击报复-惩罚打击报复者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才能有效地保护证人作证的人身安全，促进证人依法作证。如果将证人仅局限于出庭作证的证人或者被法院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证据的证人这一范围内，对于保护公民作证的价值取向是相悖的，其立法价值就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