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确立以来，在惩治腐败，维护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客观的讲，该罪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具体表现在：1、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条就可以看出，该罪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即凡拥有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支出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要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则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从而推定其有罪。而不论他是出于何种目的不说明其合法来源，笔者不否认绝大多数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分子之所以不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是为了逃避更为严重的法律制裁，但我们并不能仅因此就否认有些国家工作人员为顾及个人名誉、地位、影响而不愿坦露隐私，从而不愿说出缘自隐私的巨额财产来源等等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对这类人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显然有失公允。

2、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产生于惩治贪污、腐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中，故《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及现行《刑法》虽对该罪单列作了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往往依附于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而存在，且呈上升势头，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被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等犯罪分子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且大多抱着顽抗、侥幸心理与侦查机关对抗，加之他们的犯罪方法大多隐蔽、复杂，司法机关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查明其巨额财产的非法来源，无奈之下，对其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行为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

第二，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使得某些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有侦查案件任务的检察人员思想上放松警戒，产生麻痹心理，在犯罪分子以沉默或谎言对抗时，放弃细挖深究犯罪事实真相，认为有罪即大功告成，滥用就低不就高原则，轻率地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犯罪分子定罪，使得犯罪分子的部分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由此得到隐形、消化和掩盖，从而极大程度地放纵了犯罪分子。

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相比，立案标准起点高，量刑幅度低，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公布施行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为5000元，甚至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但具有该规定列举的特定几种情形之一的，也应予以立案，同样是上述《规定》，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立案标准为30万元，即使是现行《刑法》，对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只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换言之，不论被告人拥有多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法院最终对他作出的判决最高刑也只能是五年，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理过于宽松，这可能与该罪的确立本身就是对立法不完善的一种补救有关，但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立法者的宽容，利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定罪量刑上的巨大差别，拒不说明其巨额财产是通过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途径所得，从而彻底逃避法律制裁或逃避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严厉得多的制裁。

3、在司法实践中，在计算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具体数额时，往往不够客观，有时忽略了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收入，导致其非法所得财产数额偏高，有时忽略了犯罪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以往支出，导致其非法所得财产数额偏低，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都是要不得的，对此类犯罪分子非法所得具体数额的计算必须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收入应予以扣减，将其家庭以往的支出也应计算在总额之内。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立法部门应降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其量刑幅度，缩小、拉近其与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的距离，减少趋利避害的投机家的出现，同时也希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再仅仅附属于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存在，而能够以独立的面目出现。

胡海玲李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