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条件下的公共行政变革，不仅是政府机构、公务员制度以及政府职能的改革。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框架，不断推动民主行政、依法行政进程，也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变革。

我国公共政策的转型

当前，我国积极推动的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政策内核，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政策。这同前一阶段实施的更多强调自由的市场竞争，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财富极大增加的公共政策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用公共政策的转型，对当前我国的发展现状和变动进行概括。

而我国提出的这些公共政策，已经具有福利国家政策的基本特征，即国家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通过对社会财富以及人们收入的调整、重新分配，并通过对市场经济和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和规范，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被定位为增进社会福利和公众福祉的积极促进者。因此，我国当下公共政策的转型，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向福利国家政策转型。

伴随我国当下公共政策的推行和贯彻，更由于我国新型公共政策与传统公共政策的不同以及所具有的异质性，如果要保证公共政策的成功转型，就需要较大规模的公共行政的变革，以适应公共政策以及公共行政环境的变动。

公共政策转型的条件

旨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福利国家政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由于欧美国家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等问题，受到了广泛质疑和批判。为此，欧美国家开始了社会福利的减量改革。但即便如此，这些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福利国家政策，其改革也主要是围绕着公共服务品质的提升而进行的。

研究发现，欧美国家向福利国家政策转型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欧美国家大众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扩大社会福利的诉求和公民的公共需求。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市场失败、社会动荡、阶级矛盾、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体制竞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公共服务的均等供给和福利扩大等因素。

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转型的条件，虽然跟欧美国家不尽相同，但也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

第一，欧美国家向福利国家政策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抗衡主张社会平等、分配公平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体制特征、执政目标，都要求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努力体现人民福祉的提高、社会福利的扩大、社会公平的实现等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以此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第二，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同欧美国家的最大不同是巨大的国家规模。如果不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惠及全体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随着不同社会层面存在的公共问题的逐年累积，很可能引发重大社会管理危机。

第三，当前我国政治结构和行政结构基本稳定，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尽完善，这主要表现为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原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前一阶段公共政策所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在逐渐尖锐。这需要我国有效利用经济高速发展实现的财政巨大增收，修正传统公共政策，完善市场经济，从而维持社会秩序。

第四，我国处在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成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现实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极大增强，底层社会的权利利益诉求凸显，中层社会参与社会公共问题应对过程的热情愈发强烈，这都需要我们对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公共服务的分配进行重新审视。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共行政的变革

向福利国家政策转型，基本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是直接面对情感、价值、个性完全不同的公民个人提供的对人服务。因此，只有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需要和具体情况切实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才能保证公共服务的实效。在这里，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如何及时积极地回应公众个人的情感。它涉及的问题庞大，绝非仅仅依靠公共行政的自身变革就能够有效实现。首先，无论是公共利益的确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标准的设定，都需要建立在公众理解、基本认同、广泛共识的前提之下，因此民主政治、民主行政的发展是其首要前提;其次，行政系统外部的制度性政治控制和监督，宪政、法治国家建设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实现的重要保证;最后，行政责任的履行不仅是要认真应对政治机关、上级机关、上级的问责，还要努力应对公共服务的终极监督者，即政府部门及其人员需要担负起回应公众情感及公众个人问责的现代行政责任。

因此，在我国还没有完全确立向人民的代表机关应责的传统行政责任之前，还要努力确立新的现代行政责任，同时推进外部政治控制、法治国家建设和内部自律责任机制的确立，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公共行政变革。

与向福利国家政策转型密切相关，今天人们讨论公共行政活动时，越来越多地将民主价值引入到公共行政活动中。政府的主体性也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层面公共问题处理过程所内含的多元主体之中，更多地强调的是民主价值、公民主权、行政责任、政治回应、社会公平，通过公众参与、协商对话、直接沟通、公民社会的构建来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而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活动价值判断的效率标准，就需要让位于民主价值标准。只有建立在民主价值、民主宪政、民主行政前提下和民主治理过程中的效率价值，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向福利国家政策的转型，公共行政概念具备了民主价值、效率价值的基本内涵：公共行政活动指向的是民主和效率的目标或价值，通过行政组织、行政责任和行政文化的创新，在民主行政这一最高价值前提之下，在民主治理过程中实现公共行政活动的最大效率。当前我国推动的公共政策的转型，非常需要公共行政目标指向的变动，并通过公共行政的变革，最终有效促进公共政策的转型。

公共行政变革的策略

由于公共行政所具有的从属性、辅助性、适应性的特征，以及中国当前所处阶段现实表现为国家利益优越、经济发展优先以及开始向福利国家政策转型的特点，中国公共政策的转型还需要同时推进法治国家、民主国家的建设以及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公共行政的变革仍然需要同时面对众多艰巨课题，这对我国政府来说是超负荷的，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还需要我国政府、公众和学界不断解放思想，共同积极应对。

首先，只有不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公共行政的变革;其次，公共行政受法律制度制约程度较高，法律制度建构视野下的公共行政变革不仅能够夯实比较脆弱的国内基本制度，也有利于行政民主建设的推进;再次，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条件下的公共行政变革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因此需要公务员和公共行政学者直接沟通和互动，共同承担责任，真正把握中国问题，提出愿景和方案，最终解决中国问题，并促进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与本土化;最后，学习模仿是公共行政变革的方法之一，具有成本低、风险小的优点，需要学习和吸收他国推动福利国家政策的经验。

总之，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条件下的公共行政变革，不仅是政府机构、公务员制度以及政府职能的改革。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框架，不断推动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和行政民主化进程，也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