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是直接或间接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以现实的亲身经历感知案件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具有客观性。由证人的客观性可以得出，证人具有唯一性。证人对案件事实的感知是其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这种感知具有亲历性，是不可能由他人替代的，证人的身份确定以后，不能再作为同案辩护人。如上所述，证人是直接或间接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他提供的是案件事实，而辩护人与案件本不相关，是受委托或指定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服务、帮助的人。两者所尽义务不一样，证人是对国家尽义务，辩护人是对当事人尽义务，证人参加刑事诉讼不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是客观地陈述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所以其陈述可能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能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辩护人参加诉讼的目的就是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所以，证人不能做辩护人。

一、满足什么条件可以是刑事案件作证认证人？

要成为诉讼中的证人，适格的条件有四个：

1、知道部分或全部案件情况。知道案情是指证人直接凭借自己的眼、耳、鼻舌等感觉器官感知案情的人，这里的感知是直接感知，而不是听说，据说等的间接感知。

2、能正确表达意志。如生理、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做为证人，证人是就自己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法院进行相关陈述的人，因此，这就要求证人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以便真实、清晰地表达所感知的案件事实。

3、能正确认识作证的法律后果。

4、诉讼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只要同时具备这四条，不论国籍、性别，文化程度有何不同，均可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但是，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中担任法官、陪审员、鉴定人、法警、翻译人员、律师，不能同时定为该案的证人，因为那样便会造成角色冲突，不利于公正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诉讼程序的维护，做为案件的当事人，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不能做为证人。

二、询问笔录的效力认定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只有八种。询问笔录，并不在其中，因此，询问笔录仅是实践中采用的一种言词文件，往往是被当作证人证言，但从证据法定主义的角度探讨，笔者认为，这种将询问笔录将证人证言使用的作法，其实是有违程序公正的。作为证据使用则“名不正言不顺”。

证人证言应是证人在法庭上自愿、自由而客观地就案件事实作出的平和陈述，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使法官在交叉询问的过程中得到心证的证明过程和证明结果的有机统一。

询问记录，不是证人亲自向法庭所作的口头陈述。它只是侦查人员、公诉人借助证人所了解到的案件事实信息，从而借助此信息使案件的侦破得到进展。在英美证据法中，这种将证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证言加以书面记载所形成的证言笔录，被称为“传闻证据”。“传闻证据规则”下，这些传闻证据规则是上不了法庭的。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分两种情况有条件地承认询问笔录的证据效力。即，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询问笔录如能与被告人供述一致，与其他证据关联，则可将其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但是，如果被告人否认犯罪，询问笔录则不能成为法定证据、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即，需要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在证人向法庭提供证言的过程中，供法官心证。只有这样，才能从程序上保障公平正义。

《刑事诉讼法》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根据该条规定，被告人否认犯罪，询问笔录指控犯罪，当然符合证人出庭的前两项条件。但“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并不是证人出庭的一个条件，而仅是刑事诉讼法授予法院的一项权力。所以，证人出庭的条件只有两个：对证人证言有异议，对定罪量刑有影响，这就足够了。如果符合这两项条件法院仍然不让证人出庭作证，则询问笔录又怎能当然地当成证人证言使用？

询问笔录之所以能在刑事诉讼中延用至今，是由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在纠问式模式下，“政法机关”口供办案的影响还长期存在。易言之，询问笔录的本质，并非是严格的证人证言，而是侦查机关在特定诉讼程序所形成的案件部分事实。

询问笔录的先天性缺陷，决定了其并不是真正的、完整的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向现代文明、公正诉讼迈进的过程中，必须要克服询问笔录等于证人证言的传统认识。

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及对询问证人的相关规定，询问笔录在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时，往往并不能当然地确定证人的身份。特别体现在群体犯罪中的有些没有被追究责任的犯罪嫌疑人却被当成了证人，其本身也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所以，询问笔录也就无从遵循刑事诉讼法关于询问证人的法定要求。《刑事诉讼法》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侦查机关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通知证人到办案机关提供证言。而实践中，询问笔录，往往都是办案机关的“产品”。

作为一种通常的庭审方式，法庭对证人证言的调查都是通过宣读证言笔录的方式进行的。作为这种默认询问笔录法定性规则下，这种制度的设计，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形成与推进。

控方对其所掌握的证言笔录可以采取几乎不受节制的摘录式宣读，法庭对证言笔录的调查和辩论几乎流于形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言笔录的质证也失去实质意义。但是在被告人否认犯罪的情况下，有罪指控的询问笔录上载明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