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违反了国家对于土地使用权的保护。还是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但依据《条例》第7条，政府部门只需应经其审查通过的5项文件的申请者（拆迁人）之要求就可将土地使用权收回，至于是否具有公益性目的则并无要求。也就是说，收回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并进而对其上附着物（房屋）进行拆迁的目的既可能是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能是非公益性质的（如房地产开发）。倘若拆迁并非公益目的，便同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的制定本意全然相背。退一步，倘若是为公益，此时却不可能存在新的作为拆迁人的土地使用者，只是政府收回了土地使用权，也就是典型的征用了，此时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6～49条办理，而不适用《条例》。因此，《条例》必然地违反了作为法律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再者，依照《土地管理法》第11条第3款“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第12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9条“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第60条“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拆迁的有关管理部门必须履行法定职责、义务，经过必要程序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行政行为。但《条例》第7条之内容却并未对收回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收回的时间、手续等程序性要件作出任何规定，这样也就导致缺乏从根本上保障被拆迁人实体权利的基础。

违反诉讼法律

《条例》第16条说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在行政裁决之后再诉诸诉讼，自然只可能进入行政诉讼的程序，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清楚表明，为了保证当事人的权利，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如强制拆迁）的不停止执行并非绝对，而是受一定例外情形之限制。同时，这项规范也理应排除了下位法的自行立法。但《条例》第16条将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作为不停止执行的无例外条件，也未免显得太自说自话。

违宪

根据《条例》第7条，任何取得规定的五项资料并经市、县政府部门审查合格的单位，均可实施对公民房屋所有权进行强制交易和对公民土地使用权进行剥夺的拆迁行为，虽然条例第10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一条对此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只是一个稍显温和的姿态，如此立法直接导致行政权力缺乏约束监督机制而频频干预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新宪法第13条突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结合立法法第8条6项，说明受宪法保障的、作为公民最基本权利之一的房屋所有权（及附着于上的土地使用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做出处分，且只可能通过立法而非直接的行动，其他机关概无此项权力。

再由《条例》第16条，根据前文的分析，法院或政府部门作出的强制拆迁是不在法律范围内的，而由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更是行政权非法强行干预民事主体间的行为。因此，同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