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这个人口约700万的国家，拥有超过3万名软件专家，其中13000多人就职于400多家软件开发公司。而这400多家公司在2004年的海外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

目前，以色列的软件产品遍布企业管理、多媒体产品、语音辨识、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尤以安全和多媒体软件闻名。以色列软件企业规模小技术却尖端，包括微软、IBM等世界IT巨头，均充分利用以色列软件企业产品提高自己产品性能。

6月26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顾特曼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强调，成熟的风投操作是以色列包括软件在内的高科技产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顾特曼认为，与中印软件业的高度竞争性不同，中国和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互补性更大。而与美国频频收紧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相映成趣地是，顾特曼表示：(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政府没有任何的限制。

风投成就高新产业

《21世纪》：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仅用了十多年时间，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扮演何种角色?

顾特曼：这个问题很重要。首先，以色列每年投入在研发方面的费用，占到国家GDP的4%，这个比例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的。

其次，自1991年开始，以色列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快，但是成功率不高的实际情况，就设立专门的孵化器计划(种子基金)，支持孵化高科技创新企业。

由于孵化器计划的带动，以色列高科技企业吸引风险基金直接投资从1994年的2亿多美元，猛升到2000年的20多亿美元。孵化器计划非常成功，现在也推广到了中国。

《21世纪》：风险基金多来自哪里?他们在产业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顾特曼：既有政府的，也有海外的，这正是我重点要讲的问题。我们国家风投运作的方式很独特，风投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成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政府的做法是，吸引国外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加盟，共同建立10个2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基金至少由3部分组成：YOZOM公司、富有经验的国外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私人资金。其中，政府通过YOZOM公司投入。在每个基金中，政府投资800万美元，占基金份额的40%。另外60%的份额由每个基金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负责筹集。

作为投资人，政府不参与这些基金的日常管理。如果投资失败，企业不用把钱还给政府。如果成功，企业会通过基金给予相当的投资利润回报。我们投资的成功率约为20%，这个比例在全球也是最高的。

政府引导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后，大量风投涌入。到1997年，这10家基金中有8家优先买走了政府的基金份额，政府顺利撤出，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市场基本形成。目前，以色列有上百家风投，超过40%的风投投向了软件企业。

对中国技术出口不设防

《21世纪》：除了风险投资基金，政府还有哪些其他途径对企业进行扶持?

顾特曼：当然有配套的政策，比如说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研发资金资助等。

《21世纪》：哪些企业可以从政府的优惠政策中获益?

顾特曼：以色列政府鼓励创新，基本上所有高科技企业都能申请。以色列贸工部有一个首席科学家委员会，他们集中了各个领域的专家。这些专家面试企业，如果认为这家企业的某项技术有创新，便会资助它的研发。

另外，政府还会派人去监督这笔钱的使用情况，如果研发中途出现什么问题，首席科学家委员会还会派一些专家去帮助他们。

《21世纪》：现在常常有人对比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产业，你认为我们是否该向印度软件产业学习?

顾特曼：我认为首先还是应该向以色列学习(笑)。通常我们说软件，也就是说以色列、印度、爱尔兰。基本上，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企业属于竞争性质，但是中国和以色列软件产业却有很强的互补性。

现在以色列软件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不多，但是增长速度很快。中国和以色列软件企业可以在多方面进行合作，比如与以色列软件开发商签订代理协议，共同合作进行项目开发、承包，或者与软、硬件企业成立合资公司，以及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或者OEM生产等。

《21世纪》：中国现在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口号，你对此如何看?

顾特曼：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做法。以色列成功的道路也说明了这一点，领先技术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21世纪》：以色列政府是否会对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做出某些规定，比如限制部分技术或者产品出口到中国?

顾特曼：政府没有任何的限制。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因为政府限制而无法投资的例子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