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手段一样，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也都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手段。然而，这两种手段又毕竟是有区别的，筹资方式的改变，并不仅仅限于筹资方式本身，它必然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反过来也接受着社会保险制度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

第一，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决定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一方面，普惠制社会保障一般选择采取征税方式来筹集资金，而选择制或非普惠制社会保障制度则一般采取征费方式来筹集资金;另一方面，现收现付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可以采取征费方式也可以采取征税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而选择部分或完全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则适宜采取征费方式。因此，如果我国要改变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就应当先研究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此后才是筹资方式的选择。若选择征税方式，则应废除正在确立中的统帐结合型社会保险制度或明确取消个人帐户，重新确立普惠制与现收现付型社会保险制度;若既要采取征税方式来筹集基金，又想维持统帐结合制度模式，在理论上将无法自圆其说，在政策实践上将陷入新的利益冲突之中。

第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征税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税率统一，而一国之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平衡是实现税率统一的现实条件，这在发达国家或小国家可以做到，在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却难以做到，而征费则可以灵活一些。以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客观事实，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完全改变。因此，在社会保险供款率方面，既要避免因差别过大而导致地区之间企业竞争环境不公平的现象，同时也要避免因标准统一而损害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有限的供款率差别的存在成为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第三，国民经济发展状态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如果经济发展状态不好，大批企业连生存都十分困难，费改税不仅同样不会有好效果，反而会进一步损害社会保险制度筹资的强制性与政府的权威性，因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因社会保险制度造成大批企业破产等，国家就可能需要考虑社会风险的承受程度;如果经济发展状态良好，无论征税或征费，均可以实现资金筹集的目标。目前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脱困的目标尚未实现、非国有企业难以普遍承受同一供款率的社会保险负担，费改税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显然很难预料。

第四，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社会保险税要求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一体化，而社会保险费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征集社会保险资金，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要求亦不似社会保险税。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是不可能实行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如养老保险就肯定会针对职工、公务员、农民等设计不同的制度，再如是将数亿工业劳动者统一纳入工伤社会保险还是让工伤社会保险与商业性的雇主责任保险并存仍需探讨，其他社会保险项目是否将劳动者全部纳入一元化的制度范围亦是一个大问号，在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并非一元化的条件下，征费改成征税便缺乏可行性;再如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果将工伤、生育、疾病保险等统筹到省级乃至全国的层次，其结果就可能导致保险待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因而亦有着商榷的必要。

第五，国家的财政调控能力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如果国家财政实力雄厚，财政调控能力强，通过征税方式将社会保险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范畴则具有可控性;反之，如果国家财政实力薄弱，财政调控能力弱，一旦将社会保险资金作为税收并纳入财政范畴，则完全可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冲击。如果采取征费方式，即让社会保险资金在财政体外循环，则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将构成为社会保险资金的第一责任者，而政府财政则构成为第二或最终责任者，第一责任者的存在事实上可以起到控制风险、过滤责任的作用，从而成为减轻政府财政直接责任的重要环节。

此外，国有单位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补偿、中央与地方社会保障职责的划分、现有社会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以及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层次低、不同阶层的利益分歧大，等等，均是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不容忽略的现实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