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根据是执行机关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是由有关机构依法出具的、载明债权人享有一定债权，债权人可以据以请求执行的法律文书。它是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规定属于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不具有给付内容，或者虽有给付内容但法律规定不属于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不能成为执行根据。

执行依据的审查既是实务问题，具有极强的程序性、操作性，同时它又是一个理论问题。目前实务界在此问题上的混乱，有其操作层面上的原因，但根本性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反映在立法上，可以说这一方面我们是无法可依。由此，实际操作上的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等情形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正因为如此，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就成为执行程序中必不可缺的主要任务。其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的思路之源就在于此。

基于这样一种理论指导，强制执行程序自新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4月颁布实施以后，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一方面，民事、经济纠纷执行案件大幅飚升，执行工作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另一方面，执行难成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挥之不去的梦魇。同时，执行难的伴生现象执行乱亦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人们苦苦探求解决执行难、执行乱的良方利剂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我们既有的关于强制执行的理论，并逐渐认识到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是迥异的两类程序。

首先，两类程序中的国家权力性质不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国家审判权，即司法权为基础的;民事执行程序是以国家强制执行权为基础的。(在中共中央中发11号文件中首次与审判权相并列地明确提出了执行权)。

其次，两类程序的性质、目标、任务不同。民事诉讼的实质是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其目的是解决纠纷。强制执行的实质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现裁判所确认的权利，其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再次，程序的内在构成和价值取向不同。民事审判有多种程序，包括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包括一般程序和特别程序。民事审判程序的设计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目标，同时兼顾效率。强制执行程序相对民事审判程序来说是单一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的设计以保证公正前提下的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由此，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强制执行法学应运而生，可以说强制执行法学是伴随着执行难的阵痛，在中发11号文件的催生下呱呱出生的一个法学大家园中的新生儿。

强制执行法学产生初始就面临着极大的历史挑战性和极好的历史机遇。说到挑战，是因为强制执行法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而人民法院的执行实务又亟需成熟理论的指导，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期间里拿出一套论证严谨，科学务实的体系化成果，不嫡是对我们所有有志于此的研究者的挑战;说到机遇，是因为，1999年夏季，最高人民法院攻克执行难的决心得到了党中央的坚决支持，中央11号文件及时下发全国，发挥了巨大的排难作用，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研究强制执行程序，各级人民法院都在大张旗鼓地以改革的精神抓执行，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强制执行法学研究前行的合力，这是我们必须把握住的历史机遇。

执行依据审查是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一项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它一方面与先手程序(包括审判程序、公证程序、仲裁程序等)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决定着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与强制执行程序中国家公力允许实施的范围，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和外部效力殊值探讨。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针对执行依据是否需要审查这一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强制执行程序不需要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主要理由是：强制执行程序是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执行权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必然延续，正如同工厂的流水线一般，上一道工序完成后自然当然转入下一道工序。

其二，强制执行程序中必须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主要理由：

1、强制执行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在司法活动领域处于并列的关系，互不包容。这也正是审执分立体制得以确立的法理基础。审执分立体制的建立，本身就蕴含着监督的意旨，所以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是审执分立体制的内在必然要求;

2、强制程序的启动与否成中比有赖于对执行依据的审查。具体而言又可作如下分解：

(1)要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则其先手确权程序必须经由法律途径而届至终结，并产生有赋予既判力的确权文书。

(2)该具有既判力的确权文书须由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移送执行的除外)，在此意义上而言，对执行依据之审查具有被动性。

(3)当事人就该具有既判力的确权文书向人民法院主张执行权须在法定期间内作出。

(4)就国家公力对民商事权利的两大保护层面而言，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的保护指向都毫无疑义地是当事人的合法的民商事权利，执行程序不应被看作是对诉讼程序的救济，因为它不是以保护诉讼程序为其程序内容。因而，在启动执行程序时，它就必须对其拟保护之民商事权利进行独立的、不受诉讼程序干扰的审视，而这一审视的衡量标准就是先手程序已为的具有既判力的确权文书，若该确权文书无事实及法律上的瑕疵则有可能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反之若该确权文书存在有事实或法律上的瑕疵，就是说强制执行程序所要保护的民商事权利本身有瑕疵，则强制执行程序不能启动，否则该强制执行程序启动就是瑕疵启动。

这也就是我们实务界常说的错误的判决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葛主任在全国部分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座谈会上所说的┅┅这一类案件的实体错误都是很明显的，有的错定了合同性质，有的错定了合同效力，有的错定了合同责任，有的确定债务数额有误，有的将刑事诈骗案件当作经济纠纷案件来审理，有的以裁定代替调解书、判决书，按照肖院长关于错误的判决都不要交付执行这个要求，其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盲目地执行，甚至加大力度执行，引发事端。这种情况下本来裁判就不公，执行再告急，不是错上加错吗?现在在新的理念下，对生效的错误裁判不改判，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

3、通过对执行依据的审查，可以明确国家公力所要保护的民商事权利的时空指标，进而也就界定了在本起执行案件中为实现该私权的国家公力的许可适用范围。换言之国家公力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之适用，乃根源于当事人依具有既判力的确权文书向法院所为的申请，则国家公力的施用范围自当不得超过该申请之范围，否则，一者构成权利滥用，二者侵害了被申请执行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