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察院开庭认罪认罚书是怎么签的？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和法官认为被告人对指控的辩驳属于“拒不认罪”，并对其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不符合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审分离、检察院让签认罪认罚书辩护权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则。“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是建国初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审判领域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于非常时期的、体现浓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为了贯彻《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司法人员应从程序的价值和人权保障等角度审慎对待被告人“不认罪”的诉讼行为，不宜再将被告人的辩护行为视为“拒不认罪”，进而“从重处罚”。

拒不认罪;从重处罚;诉讼职能区分;政治思维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此原则之下，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能定位是不同的，检察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以及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法院负责审判，即控审分离。然而，在实践中，受强调追诉犯罪的观念影响，检察机关和法院“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情形仍时有发生，甚至是以“互相配合”取代“互相制约”，共同致力于追求被告人认罪的“流水式作业”之中。比如，在实践中，许多检察官和法官均持这样一种量刑观点：被告人如果对检察官指控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进行抗辩，许多检察官会认为被告人“拒不认罪”，往往建议法庭对其适用较重的刑罚;相反地，如果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行为，较少与检察官对抗，检察官则认为其“认罪态度良好”，从而建议法庭酌定从轻处罚。法官往往也采纳检察官的建议。[1]对于被告人认罪，可以从轻处罚的观点，《刑法修正案(八)》已予认可，然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能否从重处罚，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在控审分离、相互制约的诉讼法原则之下，法官和检察官的诉讼职能和诉讼角色是不同的，因此，对被告人诉讼行为的认识也可能是不同的。然而，针对被告人与检察官抗辩的诉讼行为，法官和检察官均持相同的观点，即属“拒不认罪”，应“从重处罚”，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各自的诉讼角色是否符合控审分离、相互制约的诉讼法原则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涉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因此，值得进行一番考究。

二、应从诉讼职能区分的角度审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

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同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地位、功能和作用方面存在分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诉讼职能区分”。具体而言，参与审判活动的诉讼主体为了实现自己一方的诉讼目标，在整个刑事审判活动中固定地承担着各不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担当着不同的诉讼角色，并以此角色为界限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发生复杂的诉讼法律关系。由于各方在审判中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不同，他们所实施的诉讼行为在性质、方向和目标等方面就具有了质的区别。[2]

基于诉讼职能的差异，诉讼主体，特别是检察官和法官，应实施与自身诉讼职能、地位和角色相适应的诉讼行为，而不得实施与自身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相背离的诉讼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检察官和法官的诉讼角色不同，承担不同的诉讼职能，具有不同的诉讼地位和诉讼利益，因此，三者对同一诉讼行为的认识也会有差别。因此，考察一些检察官和法官以拒不认罪为由，从重处罚被告人的观点是否具有正当性，关键应看这种观点是否与他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相适应。具体而言：

1、检察官持“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体现出其承担主动追诉犯罪的职能特点

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其职责是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处于刑事公诉人的地位，具有追诉犯罪的主观倾向。基于此，检察官的诉讼目标和诉讼利益是积极向法庭举证证明被告人罪名成立，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有关无罪、罪轻的证据和理由予以反驳。“检察官具有追求有利于国家的裁判结局的心理基础和利害动机。检察官一旦向法院提起公诉，一般会在心理确信被告人有罪，并会主动追求使被告人受到法庭定罪这一结果。很难设想一个检察官会在起诉后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做出无罪裁判。不仅如此，检察官与追诉活动的成功一般有着直接利害关系：追求‘胜诉’结果对于他个人职业的成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法庭一旦对检察官起诉的案件最终判决无罪，就等于驳回或者否定了后者的控诉请求，这种‘败诉’结果对他个人而言，构成了一种挫折……”[3]

基于刑事公诉人的地位，在开庭审判之前，特别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往往已经较多地接触了被告人及其他案件材料，甚至亲自进行了调查取证，讯问过被告人，对案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往往内心确信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基于此种“有罪”判断，处于与被告人对抗地位的检察官，对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辩驳易产生抵触的心理，认为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的此种辩驳不是“如实回答”，而是“狡辩”、“抵赖”，属于“拒不认罪，且态度不好”，反映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清醒认识，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主观恶性较强，因此不宜从轻处罚，而应酌定从重处罚。此外，检察官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惩治犯罪主观倾向较强，特别是在许多有被害人的案件中，检察官往往在情理上同情被害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更容易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视为“悔罪态度差”，从而倾向于严惩被告人。因此，检察官认为被告人的辩驳行为属于“拒不认罪”，应予“从重处罚”的观点，是其主动追诉犯罪职能的体现，也与其自身和被告人处于直接对抗的诉讼地位密不可分。

2、对于被告人而言，被检察官称之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是其行使辩护权的体现

与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相对应，被告人处于防御地位，承担辩护职能;其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是否认检察官的指控并积极举证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刑事诉讼的开启，意味着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不利地位，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限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基于防御的本能，被告人承担辩护的诉讼职能，针对检察官的指控，被告人往往选择极力辩驳，否认检察官的指控并积极举证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因此，被告人总是处于与检察官对抗的地位，二者诉讼行为和目标存在冲突，其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与检察官正好相反。同时，由于检察官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代表，其公诉权力的行使由国家权力做保障，这造成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诉讼地位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维护控诉和辩护相分离，实现控辩平衡，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法律应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基于此，处于控诉地位的检察官也应尊重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证其充分行使辩护权;否则控诉和辩护的职能不能有效区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也难以实现。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被告人对检察官指控的行为在庭审中不予承认，或者对相关证据提出疑问;二是被告人承认检察官指控的事实，但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或者不构成检察官指控的罪名，而构成其他犯罪。[4]事实上，这两种情形都是被告人对自身行为的辩护，是其针对检察官指控的辩驳，与其处于防御的诉讼地位，承担辩护的诉讼职能相适应。既然与其自身的诉讼地位和诉讼职能相适应，出于尊重被告人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立场考虑，检察官也就不宜将与之抗辩的诉讼行为称之为“拒不认罪”，更不宜建议法官“从重处罚”。

3、法官应从中立的立场审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

与检察官承担主动追诉犯罪的职能以及非中立的诉讼地位不同，法官的诉讼职能是代表国家以中立立场行使审判权。审判的中立性要求法官必须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保持对等距离，使双方处于对等地位;法官不得与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不得歧视或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法官一旦有了偏见，就会先入为主，难以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更难以保障判决结果的客观和公正。具体到刑事诉讼而言：

(1)法官恪守中立立场才能实现控审分离

控审分离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该项原则下，法官“既不承担惩治犯罪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也不与裁判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在审判中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公正无偏地实施法律，确保正义和法律的实现。法官的诉讼目标不是追求对被告的定罪或使其免受刑事追究的结果，而是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公正对待的前提下查明事实真相，审查控诉方的指控能否成立，并对那些已被确认有罪的被告人确定刑事处罚的种类和限度”。[5]

因此，与检察官和被告人有自身独立的诉求相比，法官在诉讼中没有自己独立的诉求，与案件的裁判结果也无利害关系，其地位是中立的。法官中立性要求其公正、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不得实施带有追诉犯罪性质的诉讼行为，否则即违背控审分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