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公共负债成本带动民营负债成本下降

2013年到2014年的中国债券市场，是民营企业在资金二元供给环境中窘迫的一个缩影。2013年中，银行间市场资金收紧，债券市场由牛转熊，融资成本高企。民营企业大多不堪重压而撤回融资计划，城投公司却融资热情不减。2014年超日债违约进一步推高了民企债券收益率，城投债却成为市场资金的避风港，走出了一波浩浩荡荡的牛市。

作为民营企业融资门槛最高的公司债尚且如此，以公司债收益率为标杆的其他融资方式可想而知。除个别暴利行业外实难承担，融资难成为民营企业的梦魇不足为奇。

资金二元的背后是信用二元，民营企业相对高风险是长时期内的客观事实，和国有主体融资利率差是信用风险的市场化补偿。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对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进行信贷支持安排都是缩减私人部门信用风险溢价的重要手段。

但从私人部门融资成本的构成来看，成本高企的原因不仅在于信用利差过大，也在于公共部门融资成本畸高。如果公共融资成本下降，民营企业的资金利率就相对更有吸引力，可起到降低成本、吸收资金的作用。

公共负债市场化改革推升负债成本

城投公司的引入是对公共投资进行市场化改造的尝试。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经验，通过资金价格的作用机制提升投资效率、减少浪费。但与一般国有企业相比，城投公司投资领域的公共属性更强，政企分离的难度更大，市场化探索难言成功。

首先，城投公司负债意愿对于资金利率的弹性过低，价格传导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扭曲了金融市场化建设。在财政软约束和政绩考核机制下，资金利率上升对抑制城投公司投资冲动、提升投资效率的作用微小，最后还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约束。而城投公司在市场化融资操作中，虚构财务报表、随意转移资产等行为屡见不鲜却免于受罚，不利于市场化契约规则的建立。

其次，城投公司和地方财政间的担保关系没有消失，而是由显性转为隐性，明确转为或有，没有建立城投公司的市场危机意识，反而推升了负债成本。鉴于城投项目现金流生成能力匮乏，自身负债率较高，投资者风险评估的落脚点依然是作为外源性偿债来源的财政兜底。财政兜底在法律障碍下体现为安慰函、BT协议等形式，这种隐性、或有的担保关系推高了资金价码。

最后，负债主体行政级别低层化进一步推升负债成本。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公共负债主体层级分布明显低层化。中央政府具有赤字货币化的能力，而地方政府的终极偿债来源只能是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确定性较为明显。

公共负债行政化改造路径

市场经济也需要公共投资，公共负债行政化存在合理性，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敌人。既然公共负债市场化改革步入歧途，对其进行行政化改造，恢复公共的应有之义，既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能促进公共负债成本下行进而提高民营负债的吸引力。

公共负债行政化改造的核心是信用主体行政化、信用层级高端化和约束手段行政化。

信用主体行政化的第一阶段是强化显性担保预期，包括指定特定部门对区域内城投公司的负债审批权责和偿还辅导权责进行集中、调整城投负债披露标准淡化企业自身财务状况披露的地位、引导投资者建立基于地方财政实力的信用评价体系。第二阶段是突破公共部门担保的法律障碍，实现地方财政对城投负债的显性担保。第三阶段是在试点成熟后引进市政贷款和市政债，逐步完成对城投负债的置换。

信用层级高端化的短期途径同样是强化显性担保预期，包括上收新增负债的审批权限、强化上下级财政间偿债性转移支付的明确性。长期途径是提升国债、省级政府负债、政策性银行负债在增量负债中的占比，通过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贷款的方式完成对低层级负债的置换。

行政化约束堪称改革成败的胜负手，核心是公共预算制度的强化，将城投负债纳入公共预算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