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成帮信罪要求明知吗？

1、构成帮信罪要求明知，这是由于帮信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

帮信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自己为他人实施的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会给国家的信息网络管理秩序造成损害，仍然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此外，本罪还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他人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既包括行为人明确知道，也应包括行为人应当知道。

2、综合判断主观明知，重点审查行为人提供信用卡或转账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行为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不能仅凭其供述和辩解，应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与被帮助对象的关系、提供帮助的时间和方式、获利情况等方面综合认定。以行为人提供信用卡等网络支付工具为例，从行为人认知程度、既往经历方面来看，如果行为人20多岁，正常上学毕业，对信用卡的常见用途充分了解。从行为方式方面来看，行为人专门办理手机卡，绑定并开通大额转账功能的信用卡，银行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其信用卡不得出租、出让和买卖，行为人仍继续办理。

从与使用信用卡人的关系方面来看，行为人与对方没有见过面，不熟悉，真实姓名、家庭住址一概不知，对使用信用卡干什么不关心。从个人获利情况方面来看，行为人之所以将自己的信用卡提供给他人，是他人承诺一次性或按月给其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的使用费。如果符合以上情况，就说明行为人提供信用卡没有正当理由，因为一般人到银行办理信用卡不会存在难度，宁可出钱也不愿到银行办理信用卡的情形不存在常情常理。但如果行为人年幼或有精神障碍，或没有上过学，没用过信用卡，在被哄骗的情况下提供信用卡的，就缺少犯罪故意。再如，行为人认知能力、既往经历均正常，在亲属、朋友的请求下提供信用卡，本人没有获利或获利极少的，即使该信用卡确实用于了犯罪，也很难认定行为人有犯罪故意。亲属、朋友之间互借信用卡的情形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亲属关系、紧密的朋友关系可以成为相互借用信用卡的正当理由，法律不能期待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提供。

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案标准是什么？

1、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等就达到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案标准。

此外，以下情形发生的时候，也满足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案标准：

（1）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

（2）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3）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

（4）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5）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2、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1）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2）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3）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4）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5）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6）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7）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三、怎么认定帮信罪的“明知”？

1、帮信罪的明知应该从以明知的程度、明知的属性、以及故意的角度来进行认定。

（1）从故意的角度看，帮信罪的明知应该是概括故意中的明知，即对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明知，但该种行为构成何种罪名并不要求；

（2）从明知的属性看，明知是一个现实的认识，也是帮信罪行为人的客观认识；

（3）从明知的程度看，明知是确定的明知，如果只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怀疑或模糊知道他人可能会实施犯罪，则不能认定为帮信罪中的明知。

2、在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帮助对象是否可能实施犯罪活动有相对具体的认知。

既最起码要知道被帮助的对象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犯罪活动，至于被帮助的对象最终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了何种犯罪行为，在所不问，不要求行为人确切知道

3、明确行为人即使出售自己的银行卡，也不能直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

要有客观证据予以证明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有相对具体的认知，而仅仅出售银行卡本身只能算是一个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并不等于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实施犯罪活动有具体认识，不能直接划上等号。

4、存在亲友关系等信赖基础，要审慎认定“明知”。

（1）由于亲友之间的借卡行为往往是不存在利益交换，而存在利益交换的借卡／售卡行为往往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所以，对于存在亲友关系等信赖基础的借卡行为，一般情况下不能轻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注意：不轻易认定是指结合客观证据和事实，在不足以证明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的情况下，则应当认定行为人无罪，毕竟存在特殊的亲友关系。但是，如果客观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则应当认定行为人构罪。

（2）并不代表只要存在亲友等特殊关系，就直接一律不予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而无罪，反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对存在特殊亲友关系的案件，既不能过于片面的认定“明知”，也不能过于武断的认定行为人不明知，而是综合案件客观证据判断是否足以证明行为人“明知”，要审慎考虑全案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