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类型案件多具有涉案金额大、涉案人数多、涉案范围广的特点。所以被集资人发现被骗，应立即向涉案公司或个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越早采取措施，就越有可能拿回投资避免损失。在取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而不能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弥补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这意味着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非法集资案件侦破的过程往往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因此，受害群众一定要有耐心，克服焦躁心理，保持理智平和情绪，通过合理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干扰和影响案件处理。相信政府部门一定会依规依法处置好该类案件，最大限度地维护好群众利益。在此希望大家能够提高对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远离危害。

一、担保合同效力所隐含的问题

在一个非法集资案件中，由于担保人的存在，使得担保人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加之此类案件的一个通性是，债务人(即非法集资行为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且差额巨大而最终案发，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等待刑事追诉，导致债权人与担保人相互角力。此时，担保人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就成为案件的焦点问题。

(一)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不单纯只是一个民事问题，它与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都密切相关

一直以来有观点认为，非法集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构成集资诈骗罪时，应认定为无效。此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学者、法官的支持。在非法集资案件中，担保合同效力的具体认定，在实务上与刑事程序所确定的罪名密切相关。因此，律师在此类案件中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当进行的法律思考便不仅仅只限于民事领域，其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应当延展至刑事、民事两个程序。这对于律师服务的效果，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都至关重要。

因为债权人、担保人的利益诉求往往与民事利益关系密切，却对刑事程序的罪与刑关切不足，双方具体的争议需要法院裁判解决。因此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非法集资类案件，通常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侦查终结，而人民检察院也以此罪名审查起诉。如果当事人不能提出有效的质疑，一审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案，被告人面对罪轻的判决自然不愿上诉，于是案件进入到民事程序，此时当事人很难提起再审申请改变既定的罪名。由此可见，在刑事一审之初，律师或者当事人能够向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提出恰当的理由，控诉犯罪或者为被告人辩解，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最终公平合理地解决民事纠纷意义极其重大。

涉案之初，公安机关出于侦查的时限以及取证难度考虑，通常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到时若发现有集资诈骗嫌疑，还可改变涉案罪名延长侦查期限。但正因为这样的司法惯例，律师以及当事人应当果断及时搜集相应证据、提出合适的控告，在刑事程序就将案件事实查清，可大大降低案件处理的风险，提高律师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二)刑事程序着重对“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行考察

从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来看，“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最为核心的要素。基于此，司法实践中，非法集资类的案件往往罪名之间引发的争议，都聚焦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集资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直接的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针对目前的司法实践，该规定已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笔者认为，在认定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时，可以考虑借鉴现有的学术成果。如刘宪权所著《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及高憬宏法官在《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中所提出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

二、加强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使参与者遭受经济损失。用于非法集资的钱可能是参与者一辈子节衣缩水省下来的，也可能是养命钱。而非法集资犯罪分子通过欺骗手段聚集资金后，任意挥霍、浪费、转移或者非法占有，参与者很难收回资金，严重者甚至血本无归、倾家荡产。非法集资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极易于引发社会风险，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消费者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高收益、高回报”，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