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一直是妇女界和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可操作性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其约定俗成的含义关涉执行难易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由谁并如何保障妇女6大法定权利的实现。在所有的保障中，司法保障是一种终极保障，司法保障有赖于以下权益救济程序的完善：

1.重视设定规范和权利实施的统一

《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法》)作为保护妇女的基本法，其可诉性一直存有争论。能不能直接以该法的条文作为起诉的依据?如果起诉，法院会不会受理?《妇女法》的三大类规范：平等规范、特殊保护规范、禁止规范，相当一部分不可诉。

《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这就是诉权。相对于公民的实体权利而言，诉权是公民的一项程序性权利，但却是实体权利实现的保障。《妇女法》的权利宣言性质决定了它重规范设定而轻权益实施，执行程序弱。虽然第48条提到了诉讼，但也是作为选择性规范来规定的。由于一些权益不能起诉(如平等权)，或有诉前程序的限制(如劳动争议的先裁后诉)，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很难有能力和途径启动诉讼。尤其是在劳动权利方面，在劳动关系中妇女作为劳动者的不利处境常使妇女告状无门，这是在立法上要完善的方面之一。公民的法定权利应当是能得到司法保障的权利，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标尺之一。另外，法律的生命不是在于逻辑，而是在于经验，惟有诉讼才能激活法律的生命。

2.变权益保障的泛责任主体为相对责任主体

《妇女法》第3条规定，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应当保障妇女的权益。国家的保障义务是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第5条又规定，妇联为法定的妇女利益的代表者，工会、共青团也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

作为一种立法上的义务导向，全社会承担责任对妇女是一件好事，但泛责任主体看起来负责者众多，实际上却容易使主体责任在事实上获得豁免，各机构之间可能互相推诿扯皮。妇联虽然事实上成了众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但妇联既非行政机构也非司法机构，一遇到具体案子，就只能奔忙在众多的有权机构之间，进行协调或者导诉。

3.改权益保障的行政主导为司法主导

《妇女法》第4条规定，由各级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并规定具体机构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第48条则规定，当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途径有三种：一是找有关主管部门，法律赋予被侵害人有处理要求权，二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是向妇女组织投诉。

然而问题在于承担处理投诉责任的妇女组织(可能主要是各级妇联权益部)的权利，相对有关部门而言，只有要求权;相对于投诉妇女，则有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的义务，可以说是有责无权。对于有关部门，第13条规定，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报复。这里的有关部门不清晰，但大概是行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但由于不够具体，使得行政救济部门是不确定的，何况是改革后有些主管部门已撤销，无部门可找，同时约束又是弹性的，有关部门不管又如何?该法没有具体规定。

再如第50条列举了诸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情形，而规定的处置方式是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救济的途径和方式的规定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而行政处分和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理方式力度又不够。

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其目标和运行方式也不同。一般来说，行政保障是一种弹性保障，而司法保障因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才是刚性的。用行政方式代替司法救济，可能会导致权益的实现障碍，甚至是权利虚设。

4.建立平等权利救济专门机制

以平等权为核心、以特殊保护权为辅助的妇女权益虽然有了专门法，但没有相对独立的处理机制。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通例，是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这样一个独立机构，专门处理事关平等的投诉，如果有诉讼可能，可以由专门律师或委托律师代理。但根据《妇女法》第49条的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对责任人的处罚分别是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这些处罚必须受制于这些法律的既定原则，而这些原则可能并未考虑到妇女的权益问题，甚至可能是不利于妇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