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中国市场准入门槛的大大降低，包括电信、金融传统封闭型的战略行业都将成为国际竞争激烈的领域，大量的国有资产将可能被外资收购，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和解决人们十分关注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电信、金融与媒体是一国经济开放程度高低和外资经济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志。

显然，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透明的信息制度，外资是不愿意扩大投资的，而没有竞争的受保护的产业，难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形成的落后反而真正构成国家经济不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些领域的开放和引进竞争是世界性潮流，不仅在发达国家，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开放与竞争，是提高这些部门效率的关键，过去的民族性保护意识，造成了这些部门的低效和腐败。

对中方控股权是否应做辨证理解。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地认为，企业控股权之争历来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虽然控股权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技术、管理、营销网络等很多方面，同外商尤其是那些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总是处于劣势。控股权往往并不等于控制权。相反，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优势，企业的真正控制权是在外商手中，这种结果与国家对我方企业控股权的真正意旨是相悖的。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具有上下游一体性、规模性、集中性等特点，往往处于控股地位。而且，我国绝大部分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嫁接中追求控股权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重新认识控股权及其实效性，认识与把握新形势下影响企业控制权的多种因素，从而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政策与措施，例如，如何加强对外企的监管是我们今后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关注外资并购优先与本土企业边缘化现象。由于跨国公司强大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品牌、信誉等垄断优势，使它们可以迅速进入利润最高的产品领域，可以迅速拥有最有价值的客户，可以吸引本土最优秀的人才，它们在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加入WTO后，随着政策的全方位开放，与本土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并购享有更大的特权与优势。在此形势下，除了那些能搭上跨国公司战车的本土企业，可以从市场上幸分一杯羹外，大量的本土企业是否日益呈现出市场边缘化倾向，这是在中国入世问题上许多企业家和学者颇为担忧的问题。

避免少数地方政府非理性地鼓励外资并购。由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为了与其他地区争夺外资，外加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非理性选择，常常由政府亲自主持外资引进及其相关并购活动。其非市场化操作行为，往往是给予外资各种优惠和固定回报。有了这些优惠与回报，可能使一些外商投资变成零风险，最终以牺牲地方和国家利益为代价。2002年，在西部某地区，一项水利工程在与外商签约前，被有关部门突然叫停，其原因就是外资只要投资，中方无论项目盈利状况如何，今后每年都要支付固定比例的红利。以这种无风险的固定回报吸引外资，损害了地方百姓的利益，损害了国家利益。尽管国务院对地方引资有明确的规定，但一些地方并没有严肃执行。

值得关注的外资并购引起的失业问题。按照《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外资的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明显。在发展中国家，有些并购甚至可以挽救垂死的企业并维持就业。但是，在全球争夺资本的博弈过程中，跨国公司毕竟居于战略主动地位。它们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对华投资，往往是挑选国内相对优秀的企业作为其收购对象，这种维持就业的积极作用将极其有限。因此，因并购产生的就业负效应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

外资并购是否会成为民众宣泄不满的对象。回首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进入的确给中国带来了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变化。在就业方面，尽管间接的影响很大，但毕竟以新建投资为主的投资方式，使外资企业吸纳了大量当地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看到西方了一些优秀值得借鉴与学习的文化和理念。这些都是广大民众对外资予以认可的重要原因，但是，对外资即将掀起的并购活动，人们是否具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对由于并购引起的失业、腐败、贫富差距等种种问题，可能会引起的社会不满，这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引起的腐败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不能不说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因此，要认真处理外资并购问题，并避免部分民众因宣泄对外资并购的不满而影响社会发展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