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也就有了相关的规定，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当时的《夏书》说：昏墨贼条，皋陶之刑也。这里的昏指恶而掠美为昏可见夏代已有强盗罪的规定。到了西周，奴录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为重视。《品刑》和《尚书·大传》都对侵犯财产罪有相关规定。

春秋战国时期，李悝认为：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在他制定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中，以《盗》为首篇，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惩治私有财产犯罪的重视，这也对后世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汉代，刘邦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规定来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

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处以严刑，并且株连九族。如北周明确规定：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法律发展得相当完备。《唐律疏议》不仅为后世立法的楷模，更远达日、朝等国为其立法所借鉴。在侵犯财产罪方面，《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依《贼盗律》规定，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是盗，即公取、窃取皆为盗。《唐律疏议》规定：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除盗罪外，唐律还规定有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如《唐律》规定了对执持人质求赎财物、恐吓取人财物的惩处，前者重于强盗罪，后者重于窃盗罪;对以诈骗、隐瞒等手段侵犯私有财产的，对私自挪用受寄财物、遗失物等侵占他人财物的，《唐律》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可见，《唐律》的立法技术已达很高的水准。

宋朝也承袭了唐朝的制度，贼盗罪也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宋刑统·贼盗律》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对窃盗，赃满五贯，处死。并且，对贼盗共同犯罪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处罚原则。《贼盗律》规定诸共盗者，并赃论。

元代对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采取重刑原则，但到明代立法，则对侵犯财产罪注意根据情节(包括数额)等轻重来进行处罚。如《大明律·刑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对于窃盗，一般依得财多少惩治，监守自盗以及盗制书、印信、内府财物等情节严重者可以处死，盗亲属财物和本家同居之人财物可减轻处罚;毁坏财物根据毁坏程度决定刑罚，诈欺官私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剌，侵占财物的，依侵占财物数量多少确定刑罚。

清代的侵犯财产罪的立法更具有现代意义，制定了强盗罪、窃盗罪、诈欺官私取财罪、白昼抢夺罪、恐吓取财罪一系列罪名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新中国的刑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