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系某街道甲村村民委员会主任。2011年3月，甲村进行拆迁，拆迁工作由该街道办副主任徐某负责，李某协助街道办进行拆迁宣传动员工作。在拆迁过程中，一些拆迁户为了在拆迁事情上得到关照，希望李某到街道办打点打点，送给李某财物合计6万元。李某收受后，将这些财物全部送予徐某，徐某对这些拆迁户进行了帮助。李某上述行为如何定性，存在分歧。

一、行为人构成何种犯罪

本案认为，李某构成受贿罪。李某的行为是间接受贿行为，具体表现为受贿之后再行贿。本案中李某作为村民委员会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拆迁过程中，拆迁户送给李某6万元钱物，李某收受，其受贿行为已经完成。虽然李某并未直接为拆迁户谋取利益，但是其利用拆迁工作所形成的与徐某工作关系的职务便利找到徐某，并送钱物给徐某，进而让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拆迁户谋取利益。李某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间接受贿行为，即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主观上，李某收受财物行为是一种直接故意，即明知拆迁户为谋取利益而送给其财物却仍然收受，并在事后为拆迁户打招呼谋取利益。至于李某将6万元全部送给徐某的行为，并不影响其受贿行为的认定，因为在这之前其受贿行为已经完成。而李某送6万元财物给徐某，是为了达到利用徐某职权上的便利帮助拆迁户谋取利益的目的，在客观上是一种行贿行为。主观上，李某为了帮助拆迁户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徐某财物，是一种直接故意。

本案的分歧在于对拆迁户送给李某6万元财物，李某进行帮助的行为的认定上，是撮合、转托还是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某作为村委会负责人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拆迁工作，虽然只是负责宣传、动员工作，并不具有实质决定权，但是却由此形成了与徐某的工作关系，其完全可以利用这一职务便利为需要照顾的拆迁户向徐某说情。而拆迁户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送给李某财物并请其向街道办打招呼帮助的。该种职务便利具体表现为在拆迁工作上徐某需要李某进行宣传动员，做好拆迁户的工作，由此李某对徐某也有一定的制约，而不是因为李某与徐某熟悉的便利所进行的撮合行为；另外，正是因为李某利用的是其职务上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才决定了其行为也不是简单的转托关系。拆迁户送给李某6万元财物，请求李某向街道办打点打点，李某收受，实际上是李某对拆迁户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所进行的承诺，是一种事前受贿，受贿行为已经完成。而后，李某将收受的6万元财物送给徐某，让徐某对拆迁户关照，徐某收受，这一行为中李某构成行贿，徐某构成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