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众所瞩目的食品安全法。从国务院法制办2004年7月开始着手立法起草工作算起，到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后四次审议，可谓五年磨一剑。按照有关专家的说法，磨了很久，是因为事关重大。这样一部精雕细琢的食品安全法，在我国食品安全法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但不可否认，立法只是做好食品安全监管的第一步。如何将食品安全法的理想照进令人堪忧的食品安全现状，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在食品安全法通过之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也不可谓不充分。据专家介绍，我国从1995年制定并实施食品卫生法，目前这个领域大约有100多个规章，还有500多个卫生标准。也就是说，食品卫生监管并非无法可依，而问题何在？比照那些食品安全事故就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例都可以找到有关企业违法的依据，也几乎每一例都可以找到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的责任。如今，食品安全法要从梦想照进现实，就必须解决这样的老大难问题。

比如，在当日食品安全法的新闻发布会上，本报记者提问如何认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说明书标签是否有虚假和夸大的内容，专家就回答，根据现在的监管体制，没有什么监管空白。但为什么特仑苏牛奶事件还是发生了？对于那种夸大宣传的做法，即使没有食品安全法，按照已有工商管理法规，也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之列。那么值得追问的是，那只看得见的手到哪里去了呢？

又如，食品安全法强化了食品风险的监测和评估，希图通过完备监管链条，来解决源头监管难题。但是，源头监管之难，可能难就难在监管链条的因素之外。一些食品产地监管部门失责，并不在于他们不知道源头监管的重要性，而在于地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错位。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令人色变的毒火腿、毒奶粉上为什么有当地监管部门合格的公章赫然在目。如果说，监管部门是食品安全的守夜人，那么，如何让他们对本地公民的守夜职责与对全体公民的守夜职责一致，只有食品安全法是远远不够的。

更进一步，这种守夜人职责，不能在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之间厚此薄彼。在二元背景下，政府对城市和农村市场食品安全的守夜职责是严重失衡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阜阳毒奶粉事件和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中，受到伤害更多的总是那些农村的婴儿。要让食品安全法的理想照进现实，一个城乡一体化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