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2000年第3期刊发了曹勇撰写的《简析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审理》(以下简称“曹文”)，曹文中认为，“虽然道路交通法规中规定了事故发生后，作为驾驶人员的义务应当是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但是，如果事故属于重大事故，其后果达到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构成犯罪了，那么肇事司机的行为，就应该属于犯罪范围的自首情节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我国《刑法》总则第67条规定了自首情节，按照刑法理论，总则中规定的一般性原则对于整个分则有普遍的指导性意义，即使是过失犯罪同样适用，但自首情节对于交通肇事犯罪来说，并不能完全适用，其原因是《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的第一量刑幅度内已经隐含了自首情节。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从上述法律条文中不难发现，后两个量刑幅度均是以交通肇事后逃逸为条件，之所以第一量刑幅度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样较低的刑罚，是由于肇事者按照道路交通法规的规定履行了法定义务，即停车、保护现场并迅速向公安机关报告了事故情况。实施了符合《刑法》第67条规定的行为，有真诚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而不存在肇事后逃逸的情节。反之，如果肇事后逃逸，不自首，则应根据造成的实际后果在后两个量刑幅度内考虑刑罚。

另外，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的规定，驾驶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要进行符合自首条件的行为，这是对交通人员的特殊要求，是驾驶人员应尽的法定义务。正如紧急避险一样，作为一般主体的公民在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面临现实危险，都可以进行紧急避险。但作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则不允许行使这一权利。

曹文中对自首的认定，只具备了形式上的要件，而没有看到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实质内容，属于刑法理论上的重复评价，即在一个交通肇事案件中，考虑了两个自首情节，必然导致量刑畸轻的结果。

那么交通肇事犯罪中是否存在自首情节以及自首情节如何认定呢?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即在第二、第三量刑幅度内存在自首情节。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犯罪后，驾驶人员逃逸后又幡然悔悟，及时向公安机关等部门进行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自首情节成立。原因是从立法本意上看，第二、第三量刑条款中并未隐含自首情节，如果肇事人员在肇事后，能够及时自首，避免了更大危害后果的发生，比如第二量刑幅度内，逃逸时间短，并未因逃逸行为加重危害后果，及时投案自首，在第二量刑幅度内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明显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如果认定自首情节，可以在第二量刑幅度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肇事人员来讲也是罚当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