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伪证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证罪主体的探讨

一、对合性犯罪中的伪证主体

对合性犯罪是指基于双方的对向行为合力才能完成的犯罪。贿赂犯罪即是典型的对合性犯罪。这种犯罪形式决定了行贿人和受贿人无论哪一方以证人的角色出现，其在证明对方犯罪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犯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不自我归罪的原则，除非对其作证内容所涉及的罪行给予豁免，否则任何人均享有不自证其罪的特权。因此，在行贿受贿犯罪中，如果行贿人作虚假陈述，要么追究其伪证罪责，要么追究其行贿罪责，不会发生两罪同时追诉的情形。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不自证其罪权未作规定，笔者认为不能同时以两罪追究行贿人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行贿人的行为既已构成行贿罪，检察机关就应将其与受贿人一并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行贿人作为同案被告人不构成伪证罪，因为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不负证明责任，不能将行贿人的翻供认定为伪证行为;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行贿人的行贿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则应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行贿人在受贿案件中是以证人的身份作证，如其作伪证则应追究其犯伪证罪的责任。

二、被害人能否构成伪证罪

针对被害人的伪证行为，我国刑法规定有诬告陷害罪，但此罪只适用于被害人在向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告发他人有罪时作伪证的行为。而对一般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作伪证的行为能否以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证人不包括被害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证人应作广义理解，被害人包括在内。笔者认为，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成为伪证罪的主体，理由是：(1)仅以诬告陷害罪不足以完全惩治被害人的伪证行为。诬告陷害的行为只发生在刑事诉讼开始前，通常是捏造整个犯罪事实，犯罪目的是陷害;而伪证罪中的伪证行为则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常捏造的只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犯罪目的既有陷害也有包庇。实践中，不仅存在被害人诬告陷害的情况，也存在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故意扩大或缩小案件事实的情况，这两种行为均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民的人身权利造成了侵害，均应追究刑事责任。(2)证人有广义、狭义之分，西方国家一般将被害人纳入证人范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据种类时虽然将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分列，但第四十八条在确定证人范围时却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该条规定并未将被害人排除在证人之外，而是表明证人的实质条件是“知道案件情况”，就此而言，被害人和证人并无本质的区别。

伪证行为中的“虚假”的判断

我国新刑法将伪证罪的犯罪行为具体规定为“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究竟此处的“虚假”作何理解?外国刑法理论界中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客观说，一种主观说。客观说以陈述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性为标准，认为本罪的设立在于保障司法活动的正确性，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有出入，那么陈述就是虚假的，即使陈述人主观上故意作虚假陈述，但只要不违反客观真实性，没有实际危害结果，陈述就是真实的。主观说则认为判断陈述内容是否虚假，并不取决于陈述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而决定于陈述者主观上是否将他所经历的事实作准确无误的陈述，如果这样则认为陈述是真实的，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是真实的。反之，如果陈述是违反所经历的事实的，即使陈述内容符合客观事实，也是虚假的。

比较分析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说，客观说将客观真实性作为唯一的标准不符合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假如陈述人的陈述与客观真实并不一致，但是是其所了解的情况与本身理解的真实反映，这一情况下陈述人没有作虚假陈述的故意，不可能构成伪证罪的。而主观说在陈述人的陈述违反其经历事实的情况下，即使其陈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陈述人之陈述也是虚假。但在这一种情况下，陈述人之行为客观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具有可惩罚性。因此，判断伪证行为虚假，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行为人主观上有虚假的故意，客观上也进行了虚假的陈述，只有这样才能认定行为人之行为是虚假的。

伪证行为的目的

从我国刑法对于伪证罪的规定可以看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伪证罪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观上意图陷害他人，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二是主观上意图隐匿罪证，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从实践中看来，我国刑法对于伪证罪的规定存在内在的不足。从根本而言，作伪证的目的不过是致人以罪和使犯罪人脱罪这两种。企图致人以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一种情况“意图陷害他人”，使犯罪人脱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隐匿罪证”。虽然这是伪证者的主观目的，不过，如果将其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在刑法中界定出来，就会在司法认定中引起问题。例如：就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而言，当刑法将“隐匿罪证”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来规定时，就将伪证罪与伪证人企图证明的犯罪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伪证所针对的犯罪被法院认定之后，伪证罪才成立。所以，这种联系本身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中它使伪证罪难以认定。

伪证行为客观上来说是一种妨碍司法秩序的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伪证行为人的行为只与其是否故意作伪证有关，至于这种故意的目的是什么，并不会使这种行为的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如果将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对司法机关不实陈述”为要件，主观方面只以行为人“故意”实施伪证行为为要件，应更符合伪证罪的实际。国外的一些立法提供了相应的借鉴。《法国刑法典》第434-13条规定：“向任何法院或者向任何执行另一法院之委托办案的司法警察官员宣誓作伪证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但如作伪证的人在预审法院或判决法院作出终结审判程序的裁定之前，自动撤销其证明者，不罚”。《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1条规定：“(1)、在适用第(3)款之前提下，任何人明知其陈述不实，仍意图误导，以誓言或庄严声明，宣誓书，庄严声明或证词或口头形式，面对经合法授权可听取证据者作不实陈述，为伪证罪。(2)、无论是否于司法程序中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均适用。(3)、对未经法律特别许可，授权或要求的作证者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不适用”。上述国家关于伪证罪的规定，都以伪证者“宣誓伪证”或“不实陈述”作为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伪证者故意作伪证为其主观方面，从而不将其与伪证所针对的犯罪相联系。法国刑法还规定伪证人自动撤销伪证的，不罚，以鼓励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免除了伪证人在作伪证之后的两难处境。

从法理而言，伪证是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在界定伪证罪时将其与伪证针对的犯罪区分开，这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