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使得中国外贸产业本来已经非常严峻的贸易摩擦应对形势进一步恶化。来自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产业和企业已经遭遇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举措，涉及金额达到82.67亿美元。

在14日于广州召开的“广东应对国际贸易风险研讨会”上，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刘丹阳说，考虑到2008年，中国企业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等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总涉案金额为62亿美元，“今年中国外贸遭遇的贸易摩擦数量之多、涉案金额之大，均称得上是前所未有。”

今年我国遭遇“前所未有”贸易摩擦形势

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争端……

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的外贸企业和行业其实对这些词和这些事并不陌生。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金融危机的到来，一是直接从规模上和数量上加剧了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严峻程度；另一方面，这些摩擦也表现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特点、新趋势和新动向，给我们的企业和行业应对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刘丹阳说。

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10月至今年5月，我国已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9起，涉案金额91.56亿美元；今年前6个月遭遇的各类贸易救济调查则达到60起，涉案金额82.67亿美元，同2008年全年涉案金额62亿美元相比，增幅明显。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遭受的贸易救济调查涵盖了反倾销、反补贴“两反”和保护措施、特保措施这“两保”全部四种形式。其中，美国发起的油井管案，涉案金额达到32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我国遭受的案值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

“从全球范围看，不仅发达国家搞保护，发展中国家也在搞保护。今年以来，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遍及五大洲，美国、印度是最为突出的两个国家。此外，不仅我国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屡遭限制，而且还发生一个产品在多个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刘丹阳说。

反补贴和337调查成贸易摩擦“重灾区”

提及2008年以来的贸易摩擦形势，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补贴调查和227知识产权调查急剧增加”。

他说：“反补贴调查几乎到了平均每个月一起，337调查则危害性特别突出。”

刘丹阳介绍说，截至6月底，我国企业共遭遇30起反补贴调查，“几乎是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同时就会提起反补贴调查；以往是美国、欧洲提，现在澳大利亚、南非、印度都在提，有的甚至照抄他国的调查方案和数据，形势十分严峻。”

长期从事国际贸易摩擦争端诉讼业务的北京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磊分析，如果说反倾销调查“打”的是企业，反补贴调查“反”的就是政府部门，“现在我国被指控的中央经济政策已达50项，地方经济政策及措施百余项，涉及金融、税收、投资、贸易、产业发展、土地和国企改革等诸多领域。”

“事实上，反补贴案件的泛滥，已经不只是困扰我外贸企业这么简单了，甚至干扰了我国正常经济建设的步伐，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刘丹阳说。

而以知识产权诉讼为核心的337调查，则成为一些国家、地区和跨国公司阻碍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大棒”。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所长王三永说，他所在的研究所和生产企业遭遇的“三氯蔗糖诉讼案”就是这样一起典型案例——占据国际市场95%份额的欧美跨国公司试图以知识产权为借口，通过337调查迫使新兴的中国企业彻底退出美国市场。

“我们的生产工艺与泰莱公司的专利技术并不相同，属于高科技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为了维护中国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形象，我们决定应诉，并用铁的事实赢得了终裁的胜利。”王三永说。

然而，在赢得诉讼的同时，广东食品工业研究所支付的各种诉讼费用累计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了预期值，全年盈利大幅缩减，一度给企业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这种情况在中国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中并不少见。”刘丹阳说，“一些跨国企业还在进军中国市场的同时，通过种种贸易保护手段阻碍同类的中国中小企业进军国际市场，从而避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贸易摩擦背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摩擦应对形势，刘丹阳说：“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呼吁避免发生贸易保护，但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和短期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部分国家还是在暗中推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升温。”

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的严启发说，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新形势下，一些国家为限制我产品出口，还会不失时机地对我国施用各种贸易救济手段。

刘丹阳分析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手段的运用上，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新趋势：如一些国家大幅提高了进口关税，还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部分产品实施最低限价；一些国家则以食品安全、气候和减排问题为借口，主张实施包括碳关税在内的新的贸易技术壁垒等，“这些都要引起我国相关部门和企业的高度关注。”

梁耀文说，从广东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企业也要避免“授人以柄”：“目前外贸环境中，有的企业故意低开发票、低价出口，这极易引发贸易摩擦”；另一方面，行业组织参与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还要加强，企业应对的积极性也要提高，不能只想搭“顺风车”。

“企业还要讲究策略，不仅要抗辩，还可以考虑到调查国去游说，在国外媒体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还需要与申请方的行业组织对话、协商，甚至寻找合作机会，化敌为友，化解贸易争端。”王磊说。（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