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体要件的证据要求。主要包括书中的任命书、委托书、合同、档案证明、证人证言、以及证明受贿人所在单位经济性质的证据等。

目前，在办案过程中，有的同志满足与被告人供述自己的业务，而忽视了对任命书、承包合同、档案证明的复制以及知情证人证言的收集，对于证明经济组织性质的证据更易被忽视。这样都可能给被告人以退路和可乘之机，导致全案失败。受贿人职务方面的证据有任命、合同、委托书的，比较容易取证。但有些职务是临时指派的，这就需要在证人证言上下功夫，注意收集这一临时任命的研究记录，任命人的证言宣布场所以及宣布内容的证人证言。关于经济组织性质的证据，不能仅凭一枚公章或某一文件来确定，要注意工商登记、资金来源、管理形式、承包协议、财产归属五个方面的证书、证人证言、进行综合判断;还要收集行贿人对受贿人职务，企业性质的认识情况的证据。

(二)利用职务之变的证据要求

1、受贿人所在职务的权利范围。包括受贿人在单位内主管或分管什么事项，在经济交往、行政管理、司法活动等工作中的权限，被授委托的范围，职务活动的具体内容、程序等;还应收集其织物活动的具体内容、程序等，还应收集其织物活动的合法性的证据。

2、收集证明受贿行为与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证据。这方面的证据主要是证人证言，收集的角度是被告人受贿行为的背景。既要重视对纵向联系方面的证据收集，又不能忽视横向联系方面的证据收集;不能只看到这一职务本身的权限极其所属下级的影响，而忽视在有些案件中的横向制约也可能使受贿行为也职务具有内在的联系。

(三)受贿行为的证据要求。贿赂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产生的时间地点、手段、金额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支付与取得是整个过程最重要的环节。

一是收集贿赂手段的证据，对于收受贿赂的要以谋取利益为条件。索取的，受贿人具有主动性，要重点收集双方供证，证人证言，有关书证，注意收集每一个细节。只有对整个过程的行为诡计对话，甚至身体部位如眼神，手式的席细微收集，才能正确判断。满足与粗线条的讯问，询问是达不到要求的。有时贿赂手段以“回扣”，“奖金”等方式出现，这就要查明回扣是否交工，是否国家允许，或行业允许，主要是通过讯问被告或收集有关证人证言来达到要求。

二是收集时间，地点，环境等细节方面的证据。包括交接场所的具体描述，当时气氛的具体描述，只有供证一致，才可以认定。要注意特殊情节一致性方面证据的收集;

(四)赂物的证据收集。贿赂犯罪必须贿赂物的存在或许诺为前提，贿赂物是重要上物证，在收集时，

一要收集有关贿赂物来源方面的证据。注意利用帐目，发票，凭证，白条等书证为佐证;还要注意对被告人掩盖事实的虚假书证的鉴定;对于金钱行贿要查明前是家中原有，银行提取或者是借来的，注意时间的吻合;对行贿物品要查明何时所购，从何而购，发票号证明等;对于以不记名存折，记名存折行贿的，要查名支取情况，查明原始单据并进行鉴定。

二是要手机贿赂物品的数量，特征，性能等方面的证据。通过对金钱面值，数字及物品外形，规格，颜色等外部特征和内在性能的考察，确定系贿赂物。

三要收集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如挥霍金钱的去向，物品损坏情况，贿赂财物转移情况，因贿赂造成的损失等。

受贿罪如何取证?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受贿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受贿嫌疑人在实施受贿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受贿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受贿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受贿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受贿案件中受贿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受贿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受贿案件，只是证明受贿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受贿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受贿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受贿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