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公司合法有效成立的情况下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其他股东及公司之间。

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明确的协议约定，公司内部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事实，隐名股东在事实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资产收益，已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应确认其股东资格，保护其应有的股东权益，对内承担法定股东责任。若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且实际出资人也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未实际享受股东权利的，显名股东实际行使和操纵因隐名股东出资带来的股东受益，公司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的股东受益存在事实不知情。这时双方之间关系名为隐名股东实为投资借款，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可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

2、隐名股东与第三人之间。

隐名股东作为公司实际股东，应在显名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即与显名股东一起对公司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在公司未依法成立的情况下。

因未达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公司人格被否认等情形致使公司未依法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实际出资人更谈不上股东资格认定，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及其他股东的关系，则如同合伙关系，企业开办者（包括实际出资人和挂名出资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挂名股东（显名股东）若承担了连带责任，有权向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追偿。

四、对隐名股东制度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在我国确立隐名股东制度是可行且必要的。首先，确立隐名股东制度是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应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隐名股东形式在公司运作和现实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这一客观存在需要法律进行调整，法律应及时予以明确，并加以必要的规范、引导和调节；其次，隐名股东制度符合合同自由和当事意思自治的法制原则；再次，隐名股东制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更大限度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缓解生产者、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因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隐名股东制度予以确认，使审判实务中处理相关问题有法可依，在时机成熟时再修改《公司法》，予以正式立法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