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透露，随着《城市拆迁条例》的拟定，目前开发商主导拆迁过程的旧模式将变更为政府主导模式。以往，政府决定开发后往往交由开发商实施具体拆迁行为，开发商的效率可能高一些，但部分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甚至是野蛮拆迁，严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3月9日《京华时报》)

很多暴力拆迁、打伤打死人的事件，确是开发商做出来的。但是，暴力拆迁的出现，症结是不是在于开发商呢？换句话说，把政府换成拆迁实施主体，是否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

公众应该不会忘记当年湖南嘉禾的暴力拆迁事件。“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以及“四包两停”的株连九族政策，这不是出自县委县政府之手吗？公众应该也还记得前不久发生的江西丰城暴力拆迁，老百姓被无辜拘留，有人被株连停职，有人被威胁停发工资，不也是市委市政府的“杰作”吗？

很多事件表明，一些政府比开发商更有暴力拆迁的利益冲动。有些拆迁明明是商业项目，但政府却在那里冲锋陷阵。招商引资的急切，改善城市形象的躁动，以及个人利益的驱使，使很多政府官员在城市拆迁中表现很不理性，行为也脱离正常轨道：越界行使权力，践踏百姓权利，甚至说出许多蛮横的话。比如，山东省菏泽一商品房项目因房屋补偿价格过低，遭到抵制，菏泽房管局粗暴拆迁，致被拆迁户李民生在家上吊自杀，听到死讯后，拆迁指挥部的一个领导竟当众说道：“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事实上，有很多开发商制造的暴力拆迁，背后也有权力保护伞。

不是说政府比开发商“人性更恶”。如果没有好的法治环境，没有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任何强势者都容易侵害弱势者。商人有逐利的贪婪本性，有权者也有滥用权力的天性，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约束。如果失去有效的约束，政府可能比商人更容易伤害人，因为政府是最强大的组织，手中掌握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权，个人和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法与其抗衡。

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当然是改善法治环境，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时下，要加强对拆迁户的保护，也许只有增强他们自身的维权能力了。比如，通过一些法律规定，让他们在拆迁博弈中多一些容易操作而又有效的手段选择。

我们知道，拆迁过程中的矛盾，基本起源于拆迁补偿的分歧。王利明也表示，大量拆迁纠纷，老百姓并不反对拆迁，主要还是补偿不到位。老百姓认为补偿太低，而开发商或政府却不肯出高价，于是矛盾产生，发展下去，出现一些野蛮暴力行为。所以，解决补偿标准问题是解决暴力拆迁的起点。而补偿标准，一是要公平，二是要明确。笔者认为，要实现公正补偿，最起码要达到这样的条件：若是货币拆迁，应按拆迁地当时的市场价，按业主的原有居住面积补偿；若是回迁，应保障居民的居住条件，至少不能比现有条件差。如果说像以前一些暴力拆迁中出现的问题一样，每平方米住房的补偿标准不及拆迁地市场房价的四分之一，或是将拆迁户随意安置到城郊，没地方就医，没地方找工作，孩子没地方上学，那当然会引起拆迁户的不满。而补偿的标准，一定要具体明确详尽，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不能让人有空子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