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东两地人大先后推出的法规立项论证机制，其核心诉求是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尤其是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可以说，这一诉求既切中现实的立法弊端，也触及了改革立法制度的一大关键。

按照基本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动需要经历立项、起草、审议、通过等各个环节，而法案的立项和起草，既是立法的第一步，也是把守立法质量的第一关。但在这两个起始环节，政府部门却执掌了大量立法案的提案主动权和起草权，这就难免借法扩权、借法逐利的本能冲动，这一点在地方立法领域尤为突出，也是部门利益法制化屡遭批评却难以治理的一大原因。正因此，北京、广东人大的法规立项论证的改革措施，有助于在立法源头就建立起公平的制衡机制，以保障立法质量，防止立法资源的无谓虚耗。基于这一做法符合立法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应当纳入一般性、常态化的立法程序。

从目前情形看，民意机关对立法的控制力主要彰显于审议等立法活动后半程，对立项、起草等立法活动前半程却约束不足，法规立项论证的改革举措虽然有利于缓解这一弊端，但论证通过后如果仍由部门负责起草，依然可能被部门倾向所误导。有鉴于此，地方人大有必要加强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等自身的立法力量，尽量自行起草法案，或提前介入部门的起草流程。说到底，民意机关只有全面提升立法主导权，对立法各环节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控，才能真正告别部门提案，人大举手通过的传统立法模式。

更深度的改革方向是，应当进一步解放目前过于单一、狭窄的立法提案和起草权限，建立更为开放、多元的法规立项和起草机制。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已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通过委托立法、招标立法等方式，专家学者、大专院校、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力量也开始介入法规起草，这些探索对于立法在起跑线上就获得足够的智力支持、摆脱不当的利益干扰，已初见成效。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赋予普通公民以法案立项申请权。在一些国家，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公民联名，就可以向议会直接提出立法议案。但在我国，尽管民间并不缺乏造法热情，现实中也出现了公民自行起草的法案建议稿，但这些草根法案无缘纳入立法议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民正当诉求在立法案中的直接反映。

上述立法改革建议，既需要实践的深入验证，更需要制度的有力支持。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对立法立项、立法起草等环节几乎没有着墨，因此，在条件成熟之时，应当通过修订《立法法》等方式，将一些行之有效的立法立项、立法起草改革措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总体而言，在立项、起草等立法源头加强民意机关——人大的立法主导权，扩大公民的立法参与，是完善立法程序正义、约束部门利益法制化的两大基本路径。这当然会增加立法成本，甚至还可能降低立法效率。但要使民主、科学的价值追求真正融入立法的全流程，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说到底，立法是民主的公器，而不是部门的私器。